鲁迅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鲁迅（1881.9.25～1936.10.19）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中国现代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和教育家。 人称“文教思革”.光绪七年八月初三（1881年9月25日）生于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今绍兴市）东昌坊口，祖籍河南省汝南县。小时享受着少爷般的生活，慢慢家基衰败变得贫困。青年时代受达尔文进化论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898年鲁迅从周樟寿更名为周树人。1902年公费至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因战乱奋起改行为作家，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见《呐喊》自序）。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1918年以“鲁迅”为笔名，发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1927年与许广平女士结合，生有一男名周海婴。1936年10月19日因病逝世于上海。著作收入《鲁迅全集》，作品及《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后于1981年出版《鲁迅全集》（共十六卷）。2005年出版《鲁迅全集》（共十八卷）。他的著作主要以小说、杂文为主，小说中《祝福》、《阿Q正传》、《狂人日记》等较为知名。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同时他的作品被译成英、日、俄、西、法、德、阿拉伯等5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拥有广大的读者。

     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但在他13岁那年，他的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科举舞弊案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境败落下来。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家庭的长子，上有孤弱的母亲，下有幼弱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亲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结束了，他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他经常拿着医生为父亲开的药方到药店去取药，拿着东西到当铺去变卖。在过去家境好的时候，周围人是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待他这个小“公子哥儿”的，话语里包含着亲切，眼光里流露着温存。但现在他家穷了下来，周围人的态度就都变了：话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在鲁迅心灵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对他心灵的打击也太大了，这使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人们是用“势利眼”看人待物的：对有钱有势的人是一种态度，对无钱无势的人又是另一种态度。多年之后，鲁迅还非常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
　　家庭的变故和变故后的人生体验，也使鲁迅从少年时候起就亲近下层人民。他的外祖母家住在农村，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农民的生活。特别是在他祖父入狱的前后，他不得不到农村的亲戚家避难，长时期住在农村。在那里，他与农村的孩子们成了朋友，与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划船，一起看戏，有时也一起到他们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们之间，没有相互的歧视和仇视，而是相互关心，相互友爱。鲁迅一生都把他与农村小朋友这种朴素自然、真诚单纯的关系当作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而怀念着，描写着。
　　在当时，一般的读书人走的是三条道路：一条是读书做官的道路。当不上官的还可以去当某一个官僚的“幕友”，假若前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还可以去经商。鲁迅走的则是为当时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条道路：进“洋学堂”。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被一般人视为“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贱勾当的。1898年，18岁的鲁迅，怀揣着慈母多方设法筹措的8块银元，离开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这两所学校都是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而兴办的，其中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期间，鲁迅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开拓了视野。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更给予鲁迅以深刻的影响。《天演论》是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一部著作，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的欺凌。
　　鲁迅在南京路矿学堂期间成绩优异，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官费留学的机会。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之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鲁迅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59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这使他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
　　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初步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的思想和感情不但为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的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 杭州高级中学)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这个时期，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社会的昏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五四运动之后，他的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在那时，他已经在教育部任职，并且随教育部一同迁居北京。
　　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这是他第一次用“鲁迅”这个笔名发表文章，《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这篇小说，凝聚了鲁迅从童年时起到那时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体验和对于中华民族现代命运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通过“狂人”之口，把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的历史痛斥为“吃人”的历史，向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严厉质问，大声疾呼：“救救孩子!”。
　　《狂人日记》之后，鲁迅连续发表了多篇短篇小说，后来编入《呐喊》《彷徨》两个短篇小说集，分别于1923年和1926年出版。
　　鲁迅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意义却十分重大。鲁迅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这是与鲁迅的创作目的分不开的。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种表现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使他描写的主要是孔乙己、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陈士成、祥林嫂、爱姑这样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剧命运。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最需要周围人的同情和怜悯、关心和爱护，但在缺乏真诚爱心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给予他们的却是侮辱和歧视，冷漠和冷酷。这样的社会难道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这样的人际关系难道是合理的人际关系吗?最令我们痛心的是，他们生活在无爱的人间，深受生活的折磨，啊但他们彼此之间也缺乏真诚的同情，对自己同类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一种冷漠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并通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受压迫、受欺侮时郁积的怨愤之气。在《孔乙己》里，有恶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顾客；在《阿Q正传》中，别人欺侮阿Q，阿Q则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鲁镇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剧当作有趣的故事来欣赏……所有这一切，让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爱他们，但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强。
　　鲁迅对权势者和伪君子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孔乙己》中的丁举人、《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长明灯》中的郭老娃、《离婚》中的七大人等等，都是这样一些权势者的形象。他们有权有势，但对他人的命运却没有真诚的关心，对社会的进步没有丝毫的热情，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自私、虚伪、冷酷，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改善。《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则是一些假道学、伪君子，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关心社会的道德，实际上他们自己都是毫无道德心的人。
　　鲁迅的小说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没有离奇的故事，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却充满了无穷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他对人、对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对人的内在微妙心理的入木三分的刻画带来的。读鲁迅的小说，时时有一种“发现的喜悦”。画面是普通的画面，人物是普通的人物，但却在这么普通的画面和普通的人物身上，随时都能注意到我们平时注意不到的特征，觉察到平时觉察不到的人物的心理活动。正是由于这种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画，使鲁迅小说的艺术魅力具有了愈久愈醇的特征。在青年时期，我们涉世不深，北方的中小学生对故事中所描写的鲁镇等江南水乡、三味书屋等风土人情还不够熟悉，对人生还没有更多的亲身体验，鲁迅小说是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我们的感觉世界的，但在我们感觉到的人物和画面中到底潜藏着多么丰富的内涵，我们还不可能尽数感觉到，随着我们社会经验的增加和人生体验的深化，这些人物和画面的内涵就会不断从中生发出来。为了揭示不同生活画面和不同人物命运的不同的意义，鲁迅的小说结构是多变的，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样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不同，《孔乙己》与《白光》不同，《故乡》与《祝福》不同，《孤独者》与《伤逝》不同。不仅结构样式不同，音调节奏也不同。《孔乙己》是那么的单纯而又冷峻，《伤逝》则那么逶迤曲折、情深意切。鲁迅的小说是小说，也是诗，意境幽深，外冷内热，其运用民族语言的功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集《野草》。前者出版于1928年，后者出版于1927年。如果说《呐喊》《彷徨》中的小说是鲁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冷峻的刻画，意在警醒沉睡的国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则是鲁迅温馨的回忆，是对滋养过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怀念。幼时的保姆长妈妈，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中给予过他真诚的关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羁的老友范爱农，给过他无限乐趣的“百草园”，吸引着他的好奇心的民间戏剧和民间娱乐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这个险恶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他们，滋养了鲁迅的生命。这些散文，把抒情、叙述、议论结合在一起，有时如平静的港湾，有时如波涛翻滚的大海，有时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时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态，体现了鲁迅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同《朝花夕拾》中那些明净细致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诗则呈现出迷离恍惚、奇诡幻美的意境，它们像一团团情绪的云气，在空中旋转飘荡，变幻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形状。鲁迅内在的苦闷，化为了梦，化为了超世间的想象，使《野草》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朵奇葩。鲁迅曾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鲁迅最内在的情绪体验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过这种奇特的艺术手段传达出来。鲁迅的艺术创造力是惊人的。
　　最充分体现鲁迅创造精神和创造力的还应该首推他的杂文。“杂文”古已有之，在外国散文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证，但只有到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到了鲁迅的手中，“杂文”“是匕首、是投枪”，这种文体才表现出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潜力。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史诗”，它不但记录了鲁迅一生战斗的业绩，同时也记录了鲁迅那个时代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创造适应于中国现代发展的新文化、新思想时，遇到的是从各种不同的阶层，各种不同的人物，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的诬蔑和攻击。鲁迅的杂文就是在这种没有固定不变的战线、没有固定不变的论敌的思想文化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从五四起，鲁迅就开始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但那时他还是不自觉的。到了后来，有些人开始嘲笑他是一个“杂文家”，他才更明确地意识到“杂文”的力量，并且开始自觉地从事杂文的创作。鲁迅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它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能够壮大。鲁迅一生写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15部杂文集。在这15部杂文集中，鲁迅把笔触伸向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各种不同阶层的各种不同的人物，其中有无情的揭露，有愤怒的控诉，有尖锐的批判，有辛辣的讽刺，有机智的幽默，有细致的分析，有果决的论断，有激情的抒发，有痛苦的呐喊，有亲切的鼓励，有热烈的赞颂，笔锋驰骋纵横，词采飞扬，形式多样，变化多端。它自由、大胆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体验，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鲁迅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
　　鲁迅晚年还完成了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1936年出版)。这部小说集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事实，但它没有拘泥于原有的故事，而是加进了鲁迅自己的理解和想象，有些还采取了古今交融的写作手法，使古代人和现代人发生直接的对话。鲁迅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我们能够通过对现实人物的感受和理解，还古代人物一个鲜活真实的面貌，也通过对古代人物的感受和理解，更深入地感受和了解某些现实人物的真实面目。通过《故事新编》中的小说，鲁迅实际重构了中国的文化史，揭示了中华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根据，也重塑了那些被中国封建文人圣化了的历史人物的形象。《补天》可以被认为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创世纪”， 在鲁迅的观念中，真正体现中华民族根本精神的不是那些古圣先贤和帝王将相，而是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女娲，她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和象征；《奔月》写的是古代英雄的悲剧，羿射掉九日，拯救了人类，但那些自私狭隘的世人并不想继承、发扬他的英雄精神，只想利用他实现自己自私狭隘的目的，他被自己的学生所暗算，被他的妻子所抛弃；《铸剑》表现的是被压迫者向压迫者复仇的主题；《理水》《非攻》歌颂了中国古代那些身体力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禹和墨翟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式的人物。孔子、老子、庄子、伯夷、叔齐这些历史人物也在鲁迅的笔下真成了有些可笑但仍不失其可爱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鲁迅的《故事新编》以荒诞的手法表现严肃的主题，创立了一种完全新型的历史小说的写法。
　　鲁迅在短篇小说、散文、散文诗、历史小说、杂文各种类型的创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创造。他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挣扎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笔尖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保护青年，培育新生力量。在前期，他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揭露段祺瑞执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的罪恶行径，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在后期，他反对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的血腥镇压，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等一系列充满义勇正气的文章。“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于上海。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动地来为他送行，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
　　生前，他立下遗言：“一、不能因为丧事收任何一文钱，但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四、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莎士比亚说:“一个人的临终遗言，就像深沉的音乐，有一种自然吸引注意的力量。”
　　鲁迅一生的著作和译作近1000万字,其中杂文集共16本.
鲁迅的著作有：

　　《而已集》文选 、《鲁迅传略》 、《伪自由书》文选 、《野草》 、《朝花夕拾》、《呐喊》文集、《二心集》文选 、《阿Ｑ正传》 、《白光》 、《端午节》 、《风波》、《故乡》 、《孔乙己》、《狂人日记》、《明天》、《社戏》 、《头发的故事》 、《兔和猫》 、《一件小事》 、《鸭的喜剧》、《药》 、《彷徨》文集、《祝福》 、《兄弟》 、《在酒楼上》 、《伤逝》 、《离婚》 、《孤独者》 、《高老夫子》 、《示众》 、《长明灯》、《肥皂》 、《幸福的家庭》 、《坟》文集、《题记》 、《我之节烈观》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娜拉走后怎样》 、《未有天才之前》 、《论雷峰塔的倒掉》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说胡须》 、《论照相之类》 、《看镜有感》 、《灯下漫笔》 、《春末闲谈》 、《论“他妈的！”》 、《杂忆》 、《从胡须说到牙齿》 、《寡妇主义》 、《坚壁清野主义》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写在‘坟’后面》 、《藤野先生》、《父亲的病》等

     鲁迅先生的一生是光辉战斗的一生，他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面，不断探索，勇猛战斗，严于解剖自己，坚定地与民族革命斗争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密切协同，共赴国难，因而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尊敬与热爱。
    他对国民党反动派横眉冷对，但却愿意听从共产党的召唤。他说“现实促使我思想已经有些改变”

    1927年1月18日，鲁迅辞去厦门大学教职，乘坐“苏州轮”来到广州，就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他这次南下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听从了中共的召唤毅然做出的决定。

    广州是国民革命的策源地，原国立广东大学改名中山大学后，这里的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的斗争很尖锐。当时陈独秀指示中共广东省委，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理论家”戴季陶进中大当校长；在与戴谈判时，中共代表提出许多条件，其中一条就是聘请名作家、名教授鲁迅担任中大的文学院院长。鲁迅早就向往到“革命斗争的漩涡”中去“造一条战线”，通过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之一毕磊的来信介绍，又增强了对被称为“革命摇篮”的中大的了解，再加上许广平此时也在广州，便接受了校方邀请。

      鲁迅到中山大学后，国民党右翼校方委员会副委员长朱家骅马上登门拜访，提出让校方召开欢迎会，被鲁迅一口回绝。而当天下午共产党员毕磊等学生代表，来邀请鲁迅参加师生欢迎会时，他欣然前往，并讲了话。此间国民党的一些上层人物也出面周旋，戴季陶、孔祥熙、陈公博等给鲁迅送帖子宴请，都被拒绝。由于送的请帖很多，鲁迅便把它们放在传达室展览，并贴上一张“概不赴宴！”的条子。可是他却与中共中大总支、广东区委建立了密切联系，几乎与共产党员毕磊、陈辅国等天天见面。区委书记陈延年指示中大支部要帮助鲁迅尽快地了解党的政策和任务，让毕磊转交给他《广州评论》、《人民周刊》、《少年先锋》等党团刊物，供他阅读学习。据徐文雅回忆：“有一回鲁迅和我谈起党的事情，问陈延年是否负责广东党的工作，还说陈延年是他的‘老仁侄’……”（指鲁迅与陈独秀的密切关系）不久，鲁迅还主动提出，希望与陈延年直接见面。在毕磊和陈的秘书安排下，他们秘密会面了，谈得很融洽。陈延年对毕磊、陈彬如说：“鲁迅是彻底反封建的知识分子”，“鲁迅已经是我们自己的人了”。许广平后来在《回忆鲁迅在广州的时候》一文中也说：“接触共产党人方面的人物，他都很好的留出时间，但决不向别人宣传；但从他的实际生活上可以断定这一时期的他，是受了什么方面的鼓舞，得到多少革命力量的启发，是难以计量的。”

    作为系主任，鲁迅对学生的要求是“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4月18日，鲁迅在共产党员应修人陪同下，应邀前往黄埔军校作了《革命时代的文学》的演讲，热情歌颂十月革命，鞭挞反动派迫害人民的罪行，他的结论是“对于革命事业来说，暴力比文学更重要”。这个观点是鲁迅在广州期间受到现实教育的结果，是他的世界观上一个巨大飞跃。鲁迅在批判旧世界中，开始发现新世界，在克服旧思想中，逐渐滋长了新思想，并与中国共产党逐步靠近，他说：“我离开厦门的时候，思想已经有些改变。”

    不久，上海传来蒋介石“四•一二”政变的消息，广州的国民党军警也开始捕杀共产党人，白色恐怖笼罩了中大校园，鲁迅深为进步学生担忧。毕磊和广东、广州的党的负责人陈延年、萧楚女、熊锐、刘尔松等同时被捕。鲁迅挺身而出，他严峻地对朱家骅说：“我们应当对学生负责，希望学校出来担保、营救。”可是朱居然说：“学生被捕，这是政府的事，我们不要对立。”鲁迅和他展开了激烈辩论，营救的希望成为泡影。戴季陶、朱家骅不但不交涉营救，反而还去找毕磊劝降。毕磊虽被严刑拷打，但始终坚贞不屈，最后被锁住手脚，装入麻袋，投入汹涌奔流的珠江，年仅25岁。区委书记陈延年也被残忍砍杀，年仅29岁。

    鲁迅无比悲痛，特别是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学生毕磊被害，使他“彻夜不寐”，他对人说，这个瘦小精干、头脑清醒的青年，常常来谈天的，而今天不来了！他在《三闲集》中写道：“果然毕磊君大约确是共产党，于四月十八日从中山大学被捕，据我的推测，他一定早已不在这个世界上了……”鲁迅从这次事件认识到“赤党要实行共产主义”，触到旧社会的要害，才招来“杀身之祸”。而自己过去攻击旧社会，“其实也是无聊的”，“可以作为废话而存留”。这是鲁迅思想上又一次伟大转折。政局黑暗，朋友被害，他觉得广州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于1927年9月向校方提出辞职，奔赴上海。他在广州工作了8个月。由于鲁迅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上，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公开斗争，他的名字又一次上了国民党开出的黑名单。

    鲁迅在广州是他为无产阶级事业工作的开端；在上海参加革命团体，则是他服从党的安排的自觉行动。

    中国济难会是国际总会的一个分会，是党领导的以保护革命者、救济革命烈属为宗旨的进步群众组织。鲁迅到达上海不久，济难会就派人同他联系，10月19日鲁迅出席了济难会负责人王望平组织的会议，讨论机关刊物《白华》的出版问题。这是鲁迅到上海后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发生的第一次联系。鲁迅正式参加了济难会，并花了许多精力从事这项工作，还多次捐款。“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也是党领导的政治性团体，以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为纲领。1929年底开始酝酿时，党中央希望鲁迅参加并作为它的一个发起人，派冯雪峰去征求意见，鲁迅“立刻答应参加并为发起人之一。……成立大会是秘密开的，鲁迅先生也出席了，我记得他没有发言，可是精神很愉快。”（冯雪峰：《党给鲁迅以力量——片断回忆》）。在白色恐怖下，参加这样的组织意味着和共产党站在一起，是需要很大勇气的，此举震动了社会并引起反动派的恐慌和忌恨。鲁迅对他的一位日本朋友长尾景和说：“我反对国民党的政策，特别反对他们的阴谋诡计和恐怖统治，所以到处在追捕我。”

    鲁迅积极参加革命团体的工作，党对鲁迅也非常尊重和爱护。1929年秋，创造社和太阳社与鲁迅的论争引起中共中央的注意，周恩来、李立三、李富春等中央负责人对论争的起因和过程作了分析研究，认为这是发生在革命文学阵营内部的争论，在方向上并无原则分歧。因此，中央批评了创造社、太阳社成员所犯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错误，要求党员作家首先停止对鲁迅的批判，结束论争。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委书记潘汉年对冯雪峰说，中央认为创造社与太阳社批评鲁迅的做法是错误的，应该立刻停止论争。鲁迅是位老战士，老前辈，是一位先进的思想家，应该团结他共同战斗。他还说，要成立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名称拟定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让冯雪峰去找鲁迅商量，听听鲁迅先生的意见。这期间，李富春也向阳翰笙指示停止论争，曾派夏衍、冯乃超等与鲁迅联系过。最后由冯雪峰正式出面同鲁迅商谈，鲁迅完全同意成立这样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同时他说‘左翼’二字还是用好，比较明确，旗帜可以鲜明一些。

    鲁迅出席了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的成立大会，发表了著名的讲话——《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并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和常务委员会委员，主要通过党的联络员来推动工作，使鲁迅成为“左联”领袖和旗手。他以此为阵地发挥了“战士”和“主将”的巨大作用，开展思想斗争，培养文学新人，创作活动也空前活跃。仅一年时间，他就发表了17篇论文和杂文，到学校作了5场演讲，还译出《十月》、《毁灭》等名著。当时的“左联”书记徐懋庸后来回忆说：“在一九二七年以后，我看到鲁迅的拥共反蒋、亲苏抗日的政治立场是鲜明而一贯的，我开始把鲁迅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联系起来认识，因此对他有进一步的崇拜。”

    他成为一座秘密的红色桥梁，共产党员找党便首先想到他。他说“我做一个小兵还是胜任的”

    早在1920年6月，鲁迅便高兴地接受了语言学家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又接受了中共北方区委机关刊物《政治生活》，还购买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许多马列主义理论书籍。他在《呐喊》自序里写道：“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我遵奉的，是那时革命前驱的命令”。随着斗争的深入和与党联系的加强，鲁迅对党的事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说：“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以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鲁迅的一位日本朋友长尾景和写的《在上海“花园庄”我认识了鲁迅》这篇文章中提到：鲁迅“肯定地说，中国一定要走向共产主义，通过社会主义来拯救中国，此外没有别的道路可走。”鲁迅对党充满信赖，党也没有把他当作外人。他曾自豪地说：“我想，我做一个小兵还是胜任的……”

    1928年12月9日，中共党员冯雪峰在柔石陪同下会见了鲁迅，从此便与鲁迅建立了非比寻常的亲密关系，成为鲁迅与党联系的主要联络员。他们不仅是师生之谊，更有战友之情。他们合作出书，商讨工作，鲁迅还多次资助他从事地下党活动。仅1929年的《鲁迅日记》就有有关冯雪峰的记载34条之多。长征后的1936年4月25日，中央又派冯雪峰从陕北回到上海建立电台。因为此时上海地下党遭受破坏，已同陕北党中央失去联系两年时间，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行前叮嘱他：“你到上海后，务必先找鲁迅、茅盾等了解情况。”第二天他见到了鲁迅，就把红军长征的经历以及党中央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详细地作了介绍。鲁迅开始时对联合国民党“不以为然”，说：“我不是别的，就只怕共产党上当。”

     成仿吾是创造社创始人之一，曾与鲁迅有过“文字之争”。大革命失败后被迫出国，并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进入鄂豫皖苏区工作，但由于分局书记张国焘已将红军主力拉走，这里的组织就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1933年，坚持斗争的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茅盾之弟）派成仿吾到上海想办法去找党中央。他到上海一个多月也没找着。有一天他看到国民党的报纸上骂鲁迅是“准共产党”，感到心头一亮，于是就决定通过内山书店先找鲁迅。鲁迅很快约他在书店附近的咖啡店见了面。成仿吾提出“我想找一个共产党的朋友”的要求，鲁迅郑重地答应了。因为鲁迅知道当时瞿秋白、冯雪峰不久将要从上海去江西中央苏区。他们约定了联络暗号，鲁迅终于帮助成仿吾接上了党的关系。12月底中央向上海发来电报指示，成仿吾就到江西瑞金去了。鲁迅在腥风血雨的环境下不计前嫌，冒着风险积极帮助找党深深地感动了成仿吾，他说：“这就是伟大的鲁迅精神，这种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可以说鲁迅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为沟通与党的联络渠道尽了最大的努力。1936年初，鲁迅来到宋庆龄的住所，对她说：“孙夫人，陕北方面我目前没有联系渠道，不知夫人可有？”原来是北京学联负责人姚依林让人转来一封林枫的信，托鲁迅转交陕北，“夫人知道的，自从中共联络人冯雪峰先生走后，我和中共方面的联系渠道就断了……”鲁迅说的是实情。当时，由于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久，许多地方党组织遭到国民党的破坏，相互中断了联系。而北方局领导人林枫急需汇报“一二•九”运动的情况和请示中央对开展华北抗日救亡的意见，就把信交给北平学联负责人姚依林，让他设法通过在上海的鲁迅把信转交中央。他们对鲁迅充分信任，知道他与中共有联络渠道，但此时的鲁迅也没办法，于是想到了与毛泽东、党中央一直保持秘密联系的宋庆龄。被称为“国家之瑰宝”的宋庆龄接下了鲁迅的重托，很快把这封信转交到了陕北周恩来手中。

    鲁迅这样的“中转”工作有许多次。1935年5月，方志敏将自己在狱中写的信件和文稿托人送给了素不相识的鲁迅，他坚信鲁迅能够完成一个共产党人的委托。鲁迅看到方志敏写给自己的信后“双目模糊了”，他为这位威震海内的红军将领的慷慨赴死而震撼，也为他对自己的无限信任而激动。他把那封致党中央的信交给了胡风，把一包手稿交给了冯雪峰。这样才有《清贫》、《可爱的中国》等雄文流传于世。1936年9月，鲁迅还帮助丁玲和党取得了联系，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使她逃出南京国民党的监狱，奔赴延安。

    鲁迅在与党的并肩战斗和交往中，和许多共产党员结下了深厚情谊。瞿秋白离开中央领导岗位以后，于1931年夏至1933年底在上海领导了左翼文艺运动。这也正是国民党发动反革命“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白色恐怖异常严重的时期。由于瞿秋白夫妇的住所时常发生“警报”和被特务盯梢，他们不得不先后四次到鲁迅先生的家中避难。第一次是1932年11月，瞿秋白夫妇来到鲁迅寓所，他们一见如故，彻夜长谈。住了约一个月，由于特务已知瞿秋白隐居在鲁迅家中，组织决定立即转移。当时在上海任全总党团书记的陈云同志深夜来到鲁迅家里，安排瞿秋白躲避。这样，鲁迅认识了陈云。鲁迅脸色庄重而忧郁，让许广平去叫来三辆黄包车，并嘱咐“明天叫个人来告诉我一声，免得我担心”。

    瞿秋白住进新居后，“鲁迅几乎每天到东照里来看我们，和秋白谈政治、时事、文艺各方面的事情，乐而忘返。秋白一见鲁迅，就立刻改变了不爱说话的性情，两人边说边笑，有时哈哈大笑，冲破了像牢笼似的小亭子间……”（杨之华：《〈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是怎样产生的》）。由鲁迅作序或后记，安排出版瞿秋白的《萧伯纳在上海》、《解放了的堂•吉珂德》等著作，获取稿酬以解决他的生活问题。瞿秋白也曾为《鲁迅杂感选集》作序，他说：“鲁迅是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鲁迅则说“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我对于你说话的时候，和对自己说话一样。”还题赠给瞿秋白一幅对联：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瞿秋白是鲁迅在中共当中一个少见的“知己”，他们建立了纯真的友谊，被称为“文坛双璧”。1935年2月23日，年仅36岁的中共早期领导人、著名理论家和翻译家瞿秋白被国民党在福建杀害，鲁迅悲愤交加，抱病编辑出版瞿秋白的遗著《海上述林》，他说：“我把他的作品出版，是一个纪念，也是一个抗议，一个示威！……人给杀掉了，作品是不能给杀掉的，也是杀不掉的！”《海上述林》出版后，为了表示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崇敬，冯雪峰曾用鲁迅的稿费买了一只金华火腿，还拿了两本《海上述林》，托人送给陕北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鲁迅非常满意。

    他在历史重大关头的积极响应，都和我们党的方向和立场一致。他说“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

    鲁迅在同志、朋友与敌人之间坚持原则，爱憎分明。其根本原因是他在国际和国内政治斗争、思想斗争中的鲜明立场所决定的，党的原则和立场引导和决定了鲁迅在重大问题上的政治态度。鲁迅在党的旗帜下以笔为枪，义无反顾。

    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人民在天安门集会，反对驻华列强八国向国务院提出的“最后通牒”，干涉中国海航的霸权行径，请求段政府驳斥八国通牒。李大钊等担任大会主席并发表了演说，会后开始游行，遭到段祺瑞执政府卫队大刀砍杀和枪击，女师大英文系学生、学生自治会主席刘和珍等40多人死亡，150多人受伤。造成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3月20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号召“民众应立即起来团结，武装和革命，推翻反动军阀的统治”，从而掀起了全国性的抗议和哀悼热潮。在女师大任教的鲁迅3月23日参加了公祭大会，3月25日为美国《新群众》杂志写了《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现状》，4月1日又发表了感人至深的名篇《纪念刘和珍君》，还接连发表了7篇檄文，深切怀念他的学生刘和珍等死难烈士，揭露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鲁迅用他那横扫千军的笔，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声讨帝国列强和反动军阀的战斗，他也因此被军阀政府通缉。革命潮流不可阻挡，一个月后，“段政府”在全国人民的讨伐中倒台了。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突然袭击，东北全境沦陷。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北事变的决议》，领导全国人民开展抗日救国运动和东北游击战争。鲁迅领导的“左联”也发表了《告国际无产阶级及劳动民众的文化组织书》，又通过《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指出文学要加紧反对日本瓜分中国的战争。鲁迅于事变第三天，即9月21日写下《答文艺新闻社问》，迅速表示他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他尖锐地指出：“这在一方面，是日本帝国主义在‘膺惩’他的仆役——中国军阀，也就是‘膺惩’中国民众，因为中国民众又是军阀的奴隶；在另一方面，是进攻苏联的开头，是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永受奴隶的苦楚的方针的第一步。”这个看法，是由于“左联”党组织经常给他传达党中央对于当时政治形势的观点，鲁迅接受了关于帝国主义，首先是日本要进攻苏联的这一论断，所以他才写出此文以及《林克多〈苏联见闻录〉序》、《我们不再受骗了》等一针见血的文章。

    1935年12月27日，为加强抗战力量，毛泽东同志在瓦窑堡发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出：“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鲁迅积极响应，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并在病中口授、请冯雪峰代笔，写下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著名文章，他在文章中说：“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得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我加入这统一战线……我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的主张。”

    鲁迅对于党的政策的了解和对于党的事业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经常活跃在他身边的瞿秋白、冯雪峰、柔石等年轻的共产党员和左翼知识分子获得的，他受他们的感化，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共产党的影子和希望，他们之间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31年1月17日，柔石、殷夫、李伟森、胡也频、冯铿（女）等5位青年作家及其他19人，在上海东方饭店参加地下党召开的会议，因叛徒告密被捕。2月7日，这五位党员作家被国民党枪杀于龙华警备司令部的荒野上。噩耗传来，鲁迅悲愤交加，当夜吟出“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来寄托自己的哀思。又秘密创办《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发表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沉痛悼念“左联”五烈士：“我们现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铭记，纪念我们的战死者，也就是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们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

    1936年2月，当鲁迅得知红军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克服无数艰难险阻，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时，受到了极大鼓舞。他请史沫特莱托人转道巴黎，致电毛泽东和朱德，热烈祝贺这个伟大的壮举，他在电报中说：

    英勇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勇敢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更大的胜利，全国民众正在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极热烈的欢迎与拥护。

    鲁迅又撰文高度评价红军长征的意义，他充满信心地说：“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

    鲁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早就充满向往之情。1932年夏，陈赓将军腿部负伤来上海医治，他曾给地下党同志讲红军反“围剿”的战斗故事，有人把这些故事记录下来并油印，冯雪峰便送给鲁迅看。鲁迅非常高兴，表示想把这位将领请到家里来谈谈。在冯雪峰和中央宣传部朱镜我的陪同下，陈赓将军来到鲁迅家里。陈赓向他介绍了反击国民党“围剿”的战斗，还谈到苏区人民的生活，父送子、妻送郎参军的热闹情景，使鲁迅发出爽朗的笑声。鲁迅还叫人帮他纪录，让许广平亲自下厨准备酒菜招待了陈赓。这天的谈话感动了鲁迅，他很想写一部反映苏区生活和红军战斗题材的小说。为了掌握更多的材料，过了不久又约请陈赓来了一次，“谈到鄂豫皖军事形势时，鲁迅先生请他在桌子上绘了一张草图。谈了整整一个下午，先生一直坐在躺椅上，连身子也没有躺下过一次，始终很有兴味地听着，问着，默默地点头。”（楼适夷：《鲁迅二次见陈赓》，载《新文学史料》第4辑）。鲁迅曾表示要根据红军的征战，写一部像《铁流》那样有战争气氛的中篇，但终因对实际生活不熟悉而遗憾地搁下了。在上海白色恐怖下，鲁迅不顾危险，两次约请一个被国民党追捕的红军将领到自己家里，而陈赓也放心地欣然前往，足见鲁迅对红军的关注和与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关系。

    与毛泽东和鲁迅都非常熟悉的冯雪峰，曾在1952年的《新观察》杂志上连载回忆鲁迅的文章，他指出：“在这最后十年，鲁迅先生毫无保留地承认我们党是唯一能够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到胜利的党……也就非常信任地接受我们党对他的领导，承认我们党是他应该和愿意服从的唯一领导者”，“鲁迅先生在思想和精神上和我们党的方向一致，简直达到了像一个很好的党员那样的地步”。

    他在上海曾受到两面夹攻。重病中，他说“危亡的祖国需要我，这时候决不能离开祖国”

    由于鲁迅对世态人情有着超常而深刻的洞察力，所以他看问题总是入木三分；再加上他具有极强的个性和独立的人格，所以在他身上体现出鲜明的“硬骨头”精神——棱角分明，敢爱敢恨。他可以为赞成的事情舍生忘死，也能为他不认同的拉下面皮。

    1930年5月7日，时任中共中央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实际上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约请鲁迅在上海爵禄饭店会面。向他宣传“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准备马上起义”的左倾主张，希望鲁迅发表一个宣言支持他。鲁迅向来认为中国革命是持久的、艰巨的“韧性战”，因此他表示不能发表这个宣言，这使得李立三很难堪。鲁迅没有因为立三是“大人物”而违心地改变和服从。事后鲁迅曾对人谈起这件事，他风趣地说：李立三提到“党要在上海组织一次大规模示威游行，搞武装斗争。还说‘你是有名的人，请你带队，所以发给你一支枪。’我说：‘我没有打过枪，要我打枪打不倒敌人，肯定会打了自己人。’……我们是各人讲各人的。要我发表宣言很容易，可对中国革命有什么好处？”

    这种不认同，还表现在鲁迅与文艺团体之间的论战。1928年创造社、太阳社的“革命文学”论争和1936年“左联”时期的“两个口号”论争，这两次论争给鲁迅留下了太多的遗憾，也造成伤害。这使鲁迅愤慨，他写下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答徐懋庸并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等文章，进行反驳和辩诬。

    曾经写信指责鲁迅的徐懋庸，后来到了延安，于1938年5月23日向毛泽东汇报了上海“左联”及“两个口号”的争论情况。毛泽东首先肯定这场争论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严肃批评“左联”对待鲁迅的错误做法，“就是对鲁迅不尊重。鲁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旗手，你们应当尊重他。你的那封信，写得很不好。”毛泽东认为，两个口号的论争，是在党的抗日政策转变关头发生的。在这种时候，由于大家对政策的认识不一致，发生分歧乃至争论不足为奇。还由于当时鲁迅的处境不自由，不能广泛接触群众，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可能有误会，这也是很正常的，他对徐懋庸说：“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对他谅解呢？”

    鲁迅当时就是在这种夹缝中生存和战斗。他曾受到国民党通缉的次数，甚至比一个共产党员还要多，直到他逝世名字还在黑名单上，但他从没畏惧过：“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来。去回敬他们的手枪。”国民党右派文人攻击他是拿着“卢布”的“准共产党”；文学社团和“上海的共产党员”们则说他是“法西斯谛”、“反革命人物”等；此外“第三种人”也抡来棍子。鲁迅虽然一气之下说过“我的怨敌可谓多矣……我一个都不宽恕”的话，但他总体上还是与人为善，胸怀坦荡，他说对革命同志“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

    但不管怎样说，事实上鲁迅是承受了过多的压力，经历了各种“围剿”和“冷箭”，以致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肺病开始加重。1936年初，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委托专人到上海，面呈信函给鲁迅，盛情邀请他赴苏联访问和治病。香港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也根据中央指示，派胡愈之由港赴沪，面陈中共的邀请，告诉他先去香港，再由专人送往莫斯科的计划。此间，苏联作家协会主席法捷耶夫也通过塔斯社发来邀请鲁迅到黑海疗养的电报，宋庆龄也给鲁迅写了言辞恳切的信敦促他治病。鲁迅很是感谢中共和朋友们的好意，但他还是决定不去，他说：“敌人一天不杀我，我可以拿笔杆子战斗一天。我不怕敌人，敌人怕我。我离开上海去莫斯科，只会使敌人高兴。”“危亡的祖国需要我，我这时候决不能离开祖国。”毛泽东听说后深受感动，他对冯雪峰说，这才是实际的鲁迅！我们民族几千年来多次濒临危亡，能够坚持不堕，就因为人民有这样的品格，这点在鲁迅身上集中地体现出来了。

    1936年10月19日凌晨，一代文学巨匠、中华民族之魂、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中共中央委托冯雪峰与宋庆龄等人商量，迅速组成了治丧委员会并发表了讣告。治丧委员会由毛泽东、蔡元培、宋庆龄等9人组成。各界都纷纷发来唁电唁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在苏区下半旗致哀，在地方和红军中举行追悼大会，并于10月22日发出三份电报。一份发给许广平女士：“本党与苏维埃政府及全苏区人民，尤为我中华民族失去最伟大的文学家，热忱追求光明的导师，献身于抗日救国的非凡的领袖，共产主义苏维埃运动之亲爱的战友，而同声哀悼。”一份发给国民党南京政府，要求为“鲁迅先生遗体举行国葬”、“建立鲁迅铜像”、“出版鲁迅全集”等。一份是《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鲁迅先生一生的光荣战斗事业，做了中华民族一切忠实儿女的模范，做了一个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文人的模范。”当时，全国各地举行了哀悼，上海万人空巷，自发吊唁送葬，称鲁迅为“民族魂”。毛泽东还亲笔题写了“鲁迅先生之墓”。

    毛泽东虽然没有和鲁迅见过面，但是他尊敬鲁迅的正直人格，佩服鲁迅的战斗精神，他说“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他很早就读过《狂人日记》、《阿Q正传》，认为鲁迅毫不留情地批评阿Q身上的弱点，满腔热情地将阿Q的革命要求写出来；而我们共产党人和红军干部，很多人却看不到，对群众的要求不理会，不支持，应该读一读《阿Q正传》。1933年在中央苏区，张闻天、博古、冯雪峰曾谈论教育部门应该充实领导，打开局面，博古提议可以请鲁迅来当教育人民委员，主持中央苏区的教育工作。他们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摇头说：“这些人，真是一点不了解鲁迅”，“鲁迅当然是在外面作用大”。

    毛泽东从鲁迅的作品和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关系上，深刻地认识了这位从“革命同路人”转变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奋斗历程，并给予极高的评价。他曾在1937年10月19日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在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这篇文章里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说：“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习鲁迅的榜样……”

    党中央和毛泽东对鲁迅的全面评价，反映了历史的实际和人民的心声，因而具有超越时空的恒久魅力。

      噩耗传来，中国文学革命的导师，思想界的权威，文坛上最伟大的巨星鲁迅先生，陨落于上海。当此德日等法西斯蒂张牙舞爪挑拨世界大战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秋，鲁迅先生的死，使我们中华民族失掉了一个最前进最无畏的战士，使我们中华民族遭受了最巨大的不可补救的损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人民苏维埃中央政府对于鲁迅先生之死表示最深沉痛切的哀悼！

    鲁迅先生一生的光荣战斗事业做了中华民族一切忠实儿女的模范，做了一个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文人的模范，他的笔是对于帝国主义汉奸国贼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法西斯蒂以及一切无耻之徒的大炮和照妖镜，他没有一个时候不和被压迫的大众站在一起，与那些敌人作战。他的犀利的笔锐〔锋〕，完美的人格，正直的言论战斗的精神，使那些害虫毒物无处躲避，他不但鼓励着大众的勇气向着敌人冲锋，并且他的伟大使他的死敌，也不能不佩服他尊敬他，惧怕他。中华民族的死敌，曾用屠杀监禁，禁止发表鲁迅一切文字，禁止出版和贩卖鲁迅一切著作来威吓他，但鲁迅先生没有屈服，民族的死敌想用“赤化”“受苏联津贴”等捏造的罪状来诬陷他，但一切诬陷都归失败，民族的死敌特别是托洛斯基派，想用甘言蜜语来离间他离开大众的救亡阵线，但是鲁迅先生给了他以迎头的痛击。鲁迅先生在无论如何艰苦的环境中，永远与人民大众一起与人民的敌人作战，他永远站在前进的一边，永远站在革命的一边，他唤起了无数的人们走上革命的大道，他扶助着青年们，使他们成为象他一样的革命战士，他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立下了超人一等的功绩。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为了永远纪念鲁迅先生起见，决定在全苏区内：（一）下半旗志哀并在各地方和红军部队中举行追悼大会，（二）设立鲁迅文学奖金基金十万元，（三）改苏维埃中央图书馆为鲁迅图书馆，（四）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地建立鲁迅纪念碑，（五）搜集鲁迅遗著，翻印鲁迅著作，（六）募集鲁迅号飞机基金。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已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南京国民政府要求：（一）鲁迅先生遗体举行国葬并付国史馆列传，（二）改浙〈江〉省绍兴县为鲁迅县，（三）改北平大学为鲁迅大学，（四）设立鲁迅文学奖全奖励革命文学，（五）设立鲁迅研究院，搜集鲁迅遗著出版鲁迅全集，（六）在上海北平声京广州杭州，建立鲁迅铜像，（七）鲁迅家属与先烈家属同样待遇，（八）废止鲁迅先生生前一切禁止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号召全国民众及全世界拥护和平同情中国民族解放的人士，一致起来要求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及南京国民政府执行上列的要求。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号召全国民众，尤其是文学界，一致起来继续鲁迅先生光荣的事业，继承鲁迅先生的遗志，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为中国大众的解放而奋斗，为世界和平而奋斗。

    鲁迅先生精神不死！

                                                                十月二十二日

      出生日期：清光绪七年辛巳年八月初三（1881年9月25日）
　　出生地：生于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鲁迅原名樟寿，字豫山、豫亭、豫才。至三十八岁，使用鲁迅为笔名。
　　祖父周福清（1838一1904），原名周致福，字震生，又字介孚，清同治十年（1871年）辛未科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曾任江西金欲县知事，此时正在北京任内阁中书。后任内阁中书。
　　父亲周伯宜（1861一1896），字伯宜，曾改名文郁，秀才，闲居在家。因肺结核而死。
　　母亲鲁瑞（1858一1943）当地举人鲁希曾三女，思想颇为开通，出身于绍兴近郊安桥头一户官宦人家，没念过书，但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
　　家庭：
　　在绍兴，周家算得上一门望族，做官经商且都不说，单是人丁的繁衍，就相当可观，所以到鲁迅出世的时候，周家已经分居三处，彼此照应，俨然是大户了。鲁迅的祖父周介孚，出身翰林，做过江西一个县的知县老爷，后来又到北京当上内阁中书，成为标准的京官。绍兴城并不大，像周介孚这样既是翰林，又做京官的人，自然能赢得一般市民的敬畏。周家门上那一 quot;钦点""翰林"的横匾，正明白无误地宣告了周家的特殊地位。鲁迅真是幸运，他的人生长途的起点，就设在这样一处似乎距乐园相当近便的地方。
　　这就使鲁迅获得了一系列穷家小户的孩子所无法享受的条件。家里四五十亩水田，就是周介率不从北京汇一文钱回来，日常生计总是绰绰有余，足以将贫困从他身边赶得 远远的。周家是讲究读书的，周介率甚至有过让儿孙一起考取翰林，在门上悬挂着“祖孙父子兄弟叔侄翰林”的匾额的雄心，那种书香人家的气氛，自然相当浓厚，鲁迅家中有两只大书箱，从《十三经注疏》和《四史》，到《王阳明全集》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从《古文析义》和《唐诗叩弹集》，到科举专用的《经策统纂》，甚至《三国演义》和《封神榜》那样的小说，都挤挤地堆在其中，不但自己家里有书，众多亲戚本家 中，不少人也藏书甚丰，而且不单是那些枯燥难懂的正经书，更有许多使小孩子非常喜 欢的好玩的书，从画着插图的《花镜》，到描写少男少女的《红楼梦》，几乎什么都有。
　　一次，一位亲戚甚至允许鲁迅到一间堆满杂书的小屋于里自由翻拣，他推开那房门的一刹那间，脸上的表情会是多么惊喜！从六岁开始，鲁迅就开蒙读书，先是随本家亲戚学，后来又被送到绍兴城内最有名的一家三味书屋去读经书，《论语》、《孟子》……甚至连古旧难懂的训诂书《尔雅直音》，也在塾师的指导下读了一遍。自然，要他自己说， 一定不觉得这样读书有什么快乐，但是，一个小孩子初生人世，不愁吃穿，又受着书香门第的熏陶，有傅学的老师指点，能够日日读书，还能用压岁钱自己买喜欢的书来读，这实在是那个时代的小孩子能够享受的最好的条件了。 鲁迅全集
　　中国是个讲究父权的国家，独多那种粗暴专横，将子女认为私产的父母，你就是生在再富裕的家庭里，倘遇上这样的父母，你的童年仍然会被糟蹋得暗淡无光。鲁迅的运气如何呢？周介孚虽然脾气暴躁，有时候要打骂孩子，但在教鲁迅读书这件事上，却显 得相当开通。那时一般人家的孩子，开蒙总是直接就读四书五经，叫一个六岁的孩子天 天去念"学而时习之"，他会多么痛苦？周介孚却不这样，他让鲁迅先读历史，从《鉴略》开始，然后是《诗经》，再然后是《西游记》，都是选小孩子比较感兴趣的书。即使读唐诗，也是先选白居易那些比较浅直的诗，然后再读李白和杜甫，这就大大减轻了鲁迅开蒙的苦闷。祖母更是特别疼爱他，每每在夏天的夜晚，让鲁迅躺在大桂树下的小板桌上，摇着芭蕉扇，在习习的凉风中给他讲故事，什么猫是老虎的师父啦，什么许仙救白蛇啦，鲁迅直到晚年，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兴味和惬意。鲁迅的父亲周伯宜，神态一本正经，却比祖父更为温和。他家教虽严，却从不打小孩子。鲁迅在《朝花夕拾》的那一篇《五猖会》中，记过他一件事，就是在小鲁迅那样快乐的时刻，偏偏逼他去背书。可实际上，周伯宜平时对儿子们的读书，监督得并不紧。在日常管教上，更常常很宽容。 有一次鲁迅和弟弟偷偷买回来一本《花经》，被周伯宜发现了，他们又害怕又绝望，因 为这是属于闲书，一般人家都不许小孩子看的："糟了，这下子肯定要没收了！"谁料周伯宜翻了几页，一声不响地还给了他们，使他们喜出望外，从此放心大胆地买闲书，再不用提心吊胆，像做贼似的。至于母亲鲁瑞，对他的挚爱就更不必说了，几个孩子当 中，她最喜欢的就是鲁迅。从人情来讲，父母总是爱子女的，可由于中国人祖传的陋习，这种父母之爱竟常常会演化成对幼小心灵的严酷的摧残。当然不能说鲁迅就没有遭过这 样的摧残，他后来会写《五猖会》，就说明内心也有深刻的伤痕。但总的来说，他还是相当幸运的，至少在童年，他经常都是沐浴在温和宽厚的长辈之爱中。

  诗句

       1、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鲁迅·自嘲）
　　2、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鲁迅·自题小像）
　　3、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鲁迅·无题）
　　4、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 （鲁迅·无题）
　　5、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鲁迅.）
　　6、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鲁迅）
　　7、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鲁迅题三义塔）
　　8、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鲁迅·悼杨铨）
　　9、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评《史记》）
　　言论
　　1、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
　　2、倘只看书，便变成书橱。
　　3、我好像是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
　　4、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的话。
　　5、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6、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了工作上了。
　　7、唯有民族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它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
　　8、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
　　9、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
　　10、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
　　11、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做、敢当。
　　12、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大抵如此，大抵！
　　13、人类总不会寂寞，以为生命是进步的，是天生的。
　　14、只要从来如此，便是宝贝……
　　15、事实是毫无情面的东西，它能将空言打得粉碎。
　　16、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17、其实先驱者本是容易变成绊脚石的。
　　18、贪安稳就没有自由，要自由就要历些危险。只有这两条路。
　　19、假使做事要面面顾到，那就什么事都不能做了。
　　20、时间就是性命。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
　　21、做一件事，无论大小，倘无恒心，是很不好的。
　　22、死者倘不埋在活人心中，那就真的死掉了。
　　23、改造自己，总比禁止别人来的难。
　　24、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
　　25、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26、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
　　27、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
　　28、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29、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
　　30、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
　　31、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32、怀疑并不是缺点。总是疑，而并不下断语，这才是缺点。
　　33、纠缠如毒蛇，执著如冤鬼。激烈得快的，也平和的快，甚至于也颓废的快。
　　34、巨大的建筑，总是一木一石叠起来，我们何尝做做这一木一石呢？我时常做些零碎事，就是为此。
　　35、宁可与敌人明打，不欲受同人暗算。
　　36、明言着轻蔑什么人，并不是十足的轻蔑。惟沉默是最高的轻蔑-------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
　　37、唯有民魂值得宝贵的，唯有将它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
　　38、只有孔乙己来了，才可以笑几声。
　　39、唯独革命家，无论他生或死，都能给大家以幸福。
　　40、凡事总需研究，才会明白。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摘自《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摘自《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
　　叶圣陶：与其说鲁迅先生的精神不死,不如说鲁迅先生的精神正在发芽滋长,播散到大众的心里。
　　郑振铎：鲁迅先生的死，不仅是中国失去了一个青年的最勇敢的领导者，也是我们失去了一个最真挚最热忱的朋友。
　　老舍：看看鲁迅全集的目录,大概就没人敢说这不是个渊博的人。可是渊博二字还不是对鲁迅先生的恰好赞同。
　　茅盾：要冒郑这一切伟大的永久纪念的必得办到,由一个先决条件：学习鲁迅!
　　鲁迅逝世时，郁达夫说过这样的话：
　　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拜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1881年 一岁
　　八月初三（公历9月25日），生于浙江绍兴府城内东昌坊口。姓周名樟寿，字豫山、豫亭、豫才。
　　1886年 六岁
　　是年入塾，从叔祖玉田先生初诵《鉴略》。
　　其五六岁时，宗党皆呼之曰“胡羊尾巴”。誉其小而灵活也。
　　1888年 八岁
　　十一月，以妹端生十月即夭，当其病笃时，先生在屋隅暗泣，母太夫人询其何故，答曰：“为妹妹啦。”
　　是岁一日，本家长辈相聚推牌九，父伯宜亦与焉。先生在旁默视，从伯慰农先生因询之曰：“汝愿何人得赢？”先生立即对曰：“愿大家均赢。”
　　1892年 十二岁
　　正月，往三味书屋从寿镜吾先生怀鉴读。
　　在塾中，喜乘闲描画，并搜集图画，而对于二十四孝图之“老莱娱亲”、“郭巨埋儿”独生反感。先生外家为安桥头鲁姓，聚族而居，幼时常随母太夫人前往，在乡村与大自然相接触，影响甚大。《社戏》中所描写者，皆安桥头一带之景色，时正十一二岁也。外家后迁皇甫庄、小皋步等处。
　　十二月三十日曾祖母戴太君卒，年七十九。
　　1893年 十三岁
　　三月祖父介孚公丁忧，自北京归。
　　秋，介孚公因事下狱，父伯宜公又抱重病，家产中落，出入于质铺及药店者累年。
　　1896年 十六岁
　　九月初六日父伯宜公卒，年三十七。父卒后，家境益艰。
　　1898年 十八岁
　　闰三月，往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改名为树人。
　　1899年 十九岁
　　正月，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路矿学堂，对于功课并不温习，而每逢考试辄列前茅。课余辄读译本新书，尤好小说，时或外出骑马。
　　1901年 二十一岁
　　十二月，路矿学堂毕业。
　　1902年 二十二岁
　　二月，由江南督练公所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课余喜读哲学与文艺之书，尤注意于人性及国民性问题。
　　1903年 二十三岁
　　是年为《浙江潮》杂志撰文。秋，译《月界旅行》毕。
　　1904年 二十四岁
　　六月初一日，祖父介孚公卒，年六十八。
　　八月，往仙台入医学专门学校肄业。
　　一九零六年 二十六岁
　　六月回家，与山阴朱安女士结婚。同月，复赴日本，在东京研究文艺，中止学医。
　　一九零七年 二十七年
　　是年夏，拟创办文艺杂志，名曰《新生》，以费绌未印，后为《河南》杂志撰文。
　　一九零八年 二十八岁
　　是年从章太炎先生炳麟学，为“光复会”会员，并与二弟作人译域外小说。
　　先生鲁迅1909年 二十九岁
　　是年辑印《域外小说集》二册。六月归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化学教员。
　　1910年 三十岁
　　四月初五日祖母蒋太君卒，年六十九。
　　八月，任绍兴中学堂教员兼监学。
　　1911年 三十一岁
　　九月绍兴光复，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
　　冬，写成第一篇试作小说《怀旧》，阅二年始发表于《小说月报》第四卷第一号。
　　1912年 三十二岁
　　一月一日，临时政府成立于南京，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招，任教育部部员。
　　五月，航海抵北京，住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藤花馆，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
　　八月任命为教育部佥事。是月公余纂辑谢承《后汉书》。
　　1913年 三十三岁
　　六月，请假由津浦路回家省亲，
　　八月由海道返京。
　　十月，公余校《嵇康集》。
　　1914年 三十四岁
　　是年公余研究佛经。
　　1915年 三十五岁
　　一月辑成《会稽郡故书杂集》一册，用二弟作人名印行。同月刻《百喻经》成。
　　是年公余喜搜集并研究金石拓本。
　　1916年 三十六岁
　　五月，移居会馆补树书屋。
　　十二月，请假由津浦路归省。
　　是年仍搜集研究造象及墓志拓本。
　　1917年 三十七岁
　　一月初，返北京。
　　七月初，因张勋复辟乱作，愤而离职，同月乱平即返部。
　　是年仍搜集研究拓本。
　　1918年 三十八岁
　　自四月开始创作以后，源源不绝，其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以鲁迅为笔名，载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掊击家族制度与礼教之弊害，实为文学革命思想之急先锋。是年仍搜 罗研究拓本。
　　1919年 三十九岁
　　一月发表关于爱情之意见，题曰《随感录四十》，载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后收入杂感录《热风》。
　　八月，买公用库八道湾屋成，
　　十月发表关于改革家庭与解放子女之意见，题曰《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载《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后收入论文集《坟》。
　　十一月修缮之事略备，与二弟作人俱移入。
　　十二月请假经津浦路归省，奉母偕三弟建人来京。是年仍搜罗研究拓本。
　　1920年 四十岁
　　一月，译成日本武者小路实笃著戏曲《一个青年的梦》。
　　十月，译成俄国阿尔志跋绥夫著小说《工人绥惠略夫》。
　　是年秋季起，兼任北京大学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
　　是年仍研究金石拓本。
　　1921年 四十一岁
　　二三月又校《嵇康集》。仍兼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
　　1922年 四十二岁
　　二月八月又校《嵇康集》。
　　五月译成俄国爱罗先珂著童话剧《桃色的云》。仍兼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
　　1923年 四十三岁
　　八月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
　　九月小说第一集《呐喊》印成。
　　十二月买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屋。同月，《中国小说史略》上卷印成。
　　是年秋起，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及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师。
　　1924年 四十四岁
　　五月，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屋。
　　六月，《中国小说史略》下卷印成。同月又校《嵇康集》，并撰校正《嵇康集》序。
　　七月住西安讲演，
　　八月返京。
　　十月译成日本厨川白村著论文《苦闷的象征》。
　　仍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及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师。
　　是年冬为《语丝》周刊撰文。
　　1925年 四十五岁
　　八月，因教育总长章士钊非法解散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先生与多数教职员有校务维持会之组织，被章士钊违法免职。
　　十一月，杂感第一集《热风》印成。
　　十二月译成日本厨川白村著《出了象牙之塔》。
　　是年仍为《语丝》撰文，并编辑《国民新报》副刊及《莽原》杂志。
　　是年秋起，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讲师，黎明中学教员。
　　1926年 四十六岁
　　一月女子师范大学恢复，新校长易培基就职，先生始卸却职责。同月教育部佥事恢复，到部任事。
　　三月，“三一八”惨案后，避难入山本医院，德国医院，法国医院等，至五月始回寓。
　　七月起，逐日往中央公园，与齐宗颐同译《小约翰》。
　　八月底，离北京向厦门，任厦门大学文科教授。
　　九月《彷徨》印成。
　　十二月因不满于学校，辞职。
　　1927年 四十七岁
　　一月至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
　　二月往香港演说，题为：《无声的中国》，次日演题：《老调子已经唱完！》。
　　三月黄花节，往岭南大学讲演。同日移居白云楼。
　　四月至黄埔政治学校讲演。十五日，赴中山大学各主任紧急会议，营救被捕学生，无效，辞职。
　　七月演讲于知用中学，及市教育局主持之“学术讲演会”，题目为《读书杂谈》，《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八月开始编纂《唐宋传奇集》。同月《野草》印成。
　　八日，移寓景云里二十三号，与番禺许广平女士同居。
　　十月抵上海。沪上学界，闻先生至，纷纷请往讲演，如劳动大学，立达学园，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大夏大学，中华大学，光华大学等。
　　十二月应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之聘，任特约著作员。同月《唐宋传奇集》上册出版。
　　1928年 四十八岁
　　二月《小约翰》印成。同月为《北新月刊》译《近代美术潮论》，及《语丝》编辑。《唐宋传奇集》下册印成。
　　五月往江湾实验中学讲演，题曰：《老而不死论》。
　　六月《思想•山水•人物》译本出。《奔流》创刊号出版。
　　十一月短评《而已集》印成。
　　1929年 四十九岁
　　一月与王方仁，崔真吾，柔石等合资印刷文艺书籍及木刻《艺苑朝花》，简称朝花社。
　　五月《壁下译丛》印成。同月十三，北上省亲。并应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第二师范学院，第一师范学院等校讲演。
　　六月五日回抵沪上。同月卢那卡尔斯基作《艺术论》译成出版。
　　九月二十七日晨，许广平生一男。
　　十月一日名孩子曰海婴（周海婴）。同月为柔石校订中篇小说《二月》。同月卢那卡尔斯基作《文艺与批评》译本印成。
　　十二月往暨南大学讲演。
　　1930年 五十岁
　　一月朝花社告终。同月与友人合编《萌芽》月刊出版。开始译《毁灭》。
　　二月“自由大同盟”开成立会。
　　三月二日参加“左翼作家连盟成立会”。此时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反动文人鲁迅”。“自由大同盟”被严压，先生离寓避难。同时牙齿肿痛，全行拨去，易以义齿。四月回寓。与 神州光社订约编译《现代文艺丛书》。
　　五月十二日迁入北四川路楼寓。
　　八月往“夏期文艺讲习会”讲演。同月译雅各武莱夫长篇小说《十月》讫。
　　九月为贺非校订《静静的顿河》毕，过劳发热。
　　同月十七日，在荷兰西菜室，赴数友发起之先生五十岁纪念会。
　　十月四五两日，与内山完造同开“版画展览会”于北四川路“购买组合”第一店楼上。同月译《药用植物》讫。
　　十一月修正《中国小说史略》。
　　1931年 五十一岁
　　一月二十日柔石被逮，先生离寓避难。
　　二月梅斐尔德《士敏土之图》印成。
　　同月二十八日回旧寓。
　　三月，先生主持“左联”机关杂志《前哨》出版。
　　四月往同文书院讲演，题为：《流氓与文学》。
　　六月往日人“妇女之友会”讲演。
　　七月为增田涉讲解《中国小说史略》全部毕。同月往“社会科学研究会”演讲《上海文艺之一瞥》。
　　八月十七日请内山嘉吉君教学生木刻术，先生亲自翻译，至二十二日毕。二十四日为一八艺社木刻部讲演。
　　十一月校《嵇康集》以涵芬楼景印宋本。同月《毁灭》制本成。
　　十二月与友人合编《十字街头》旬刊出版。
　　1932年 五十二岁
　　一月二十九日遇战事，在火线中。次日避居内山书店。
　　二月六日，由内山书店友护送至英租界内山支店暂避。
　　四月编一九二八及二九年短评，名曰：《三闲集》。编一九三○年至三一年杂文，名曰：《二心集》。
　　五月自录译著书目。
　　九月编译新俄小说家二十人集上册讫，名曰：《竖琴》。编下册讫，名曰：《一天的工作》。
　　十月排印《两地书》。
　　十一月九日，因母病赴平。同月二十二日起，在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师范大学，中国大学等校讲演
　　1933年 五十三岁
　　一月四日蔡元培函邀加入“民权保障同盟会”，被举为执行委员。
　　二月十七日蔡元培函邀赴宋庆龄宅，欢迎萧伯纳。
　　三月《鲁迅自选集》出版于天马书店。同月二十七日移书籍于狄思威路，税屋存放。
　　四月十一日迁居大陆新村九号。
　　五月十三日至德国领事馆为“法西斯蒂”暴行递抗议书。
　　六月二十日杨铨被刺，往万国殡仪馆送殓。时有先生亦将不免之说，或阻其行，先生不顾，出不带门匙，以示决绝。
　　七月，《文学》月刊出版，先生为同人之一。
　　十月先生编序之《一个人的受难》木刻连环图印成。同月“木刻展览会”假千爱里开会。又短评集《伪自由书》印成。
　　1934年 五十四岁
　　一月《北平笺谱》出版。
　　三月校杂文《南腔北调集》，同月印成。
　　五月，先生编序之木刻《引玉集》出版。
　　八月编《译文》创刊号。同月二十三日，因熟识者被逮，离寓避难。
　　十月《木刻纪程》印成。
　　十二月十四夜脊肉作痛，盗汗。病后大瘦，义齿与齿龈不合。同月短评集《准风月谈》出版。
　　1935年 五十五岁
　　一月译苏联班台莱夫童话《表》毕。
　　二月开始译果戈里《死魂灵》。
　　四月《十竹斋笺谱》第一册印成。
　　六月编选《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并作导言毕，印成。
　　九月高尔基作《俄罗斯的童话》译本印成。
　　十二月编瞿秋白遗著《海上述林》上卷。
　　十一月续写《故事新编》。
　　十二月整理《死魂灵百图》木刻本，并作序。
　　1936年 五十六岁
　　一月肩及胁均大痛。同月二十日与友协办之《海燕》半月刊出版。又校《故事新编》毕，即出书。
　　二月开始续译《死魂灵》第二部。
　　三月二日下午骤然气喘。
　　四月七日往良友公司，为之选定《苏联版画》。同月编《海上述林》下卷。
　　五月十五日再起病，医云胃疾，自后发热未愈，三十一日，史沫特黎女士引美国邓医生来诊断，病甚危。
　　六月，从委顿中渐愈，稍能坐立诵读。可略作数十字。同月，病中答访问者O•V•《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又《花边文学》印成。
　　七月，先生编印之《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出版。
　　八月，痰中见血，为《中流》创刊号作小文。
　　十月，体重八十八磅，较八月一日增约二磅。契诃夫作《坏孩子和别的奇闻》译本印成。能偶出看电影及访友小坐。
　　八日往青年会观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
　　十七日出访鹿地亘及内山完造。
　　十八日未明前疾作，气喘不止。
　　十九日上午五时二十五分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