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烈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姓　名：傅烈　
　　性　别：男
　　民　族：汉族
　　籍　贯：江西临川
　　出生年月：1899年
　　牺牲日期：1928年04月03日　出生于小商家庭。1914年，考入江西省立第七中学。毕业后，被父亲送往九江德茂米店当学徒，旋往九江高志模范小学任教。1917年秋，考入南伟烈大学。1919年，转赴上海吴长泰机米厂当徒工。受“五四”运动影响，投身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1920年5月，离沪赴法，在蒙达尔公学补习法文，学习电机专业，并在哈费乐工厂做机械工。9月间，参加了李维汉在蒙达尔中学召开的工学世界社会体社员大会，赞成以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实行俄国式的社会主义为该社宗旨。1921年，参加留法学习为争取学习、做工、生活等权利，发动的“二二八请愿”、“反对中法借款”、“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1922年，参与筹建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2月，“少共”更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任直属巴黎支部书记，旅欧总支部的成员。1924年，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赴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1925年夏，回国，在广州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政治部秘书。1926年春，受中央两广区委特派组织情报机构。7月，随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11月，攻克南昌后任江西省政府秘书兼第三军政治部秘书。1927年1月，任中共江西区委组织部主任。3月，兼军委书记。1927年6月，调中共中央军事部工作。1927年7月，受命赴重庆建立中共四川临时省委。8月，建立中共四川临时省委，任书记。临时省委下发了《职工运动决议案》、《妇女运动决议案》、《学生运动决议案》，创办党内刊物《四川通讯》。至11月，全省有市委2个，县委5个，特支13个，通讯点4处，清理登记党员442人。经过组织整顿和思想教育，消除了党内悲观动摇情绪，巩固和发展了全川党的组织。1928年2月10日，在临时省委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四川暴动行动大纲》的报告。会上，当选为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兼军委书记。会后，积极领导四川各地的工农武装暴动。3月9日下午，主持巴县县委（即重庆市委）成立大会时，突然被警察包围，不幸被捕。狱中，倍受酷刑，仍坚贞不屈，并鼓励难友要用生命保护组织和同志。正当党组织积极进行营救时，被国民党当局判处极刑。刑前，他正气凛然，沿途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无产者联合起来”等口号。4月3日，在重庆市朝天门外慷慨就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在四川及重庆的组织(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遭到重大损失,领导人杨公等殉难。中共临时中央在“八七会议”后,决定派得力干部到四川重建组织,开展武装斗争。据当年四川省委负责人之一、川西特委书记刘披云回忆,当时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小插曲:临时中央最初曾考虑派毛泽东入川,但因时局混乱,通讯困难,一时找不到毛泽东,才另派了他人。
     此人便是年仅28岁的傅烈。
    傅烈是江西人,曾参加赴法勤工俭学,后被派赴苏联东方劳动大学学习,毕业后回国参加了北伐革命,北伐到南昌后,担任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长。
    傅烈入川后,化名贺泽、喻伯凯,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将已被打散的共产党人重新组织起来,在重庆建立起了第一届中共四川省委,他担任省委书记,领导制订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四川暴动行动大纲》,举办了“暴动政策学习班”培训干部,准备在1928年春荒时节发动农民暴动。
   1928年3月9日,傅烈在重庆城里兴隆巷9号召开中共江巴(即重庆地区)县委成立大会,他和省委组织局主任,29岁的周贡植(兼江巴县委代理书记)到会指导。兴隆巷位于重庆缄内东边著名的罗汉寺附近。兴隆巷9号,当时是国民党二十三军军需处长蔡某的私宅(当时称公馆)。蔡某很少在家,只有一个几岁的儿子和保姆常住。蔡某的内弟黄中元是中共党员(这次被内定为江巴县委委员),地下党组织便通过他租用了其中一间楼房作为开会地点。
会议尚未开始就出了意外;三个警察上门来收“公巡捐”(即警察巡逻的费用,属当年军阀苛捐杂税中的一种),在楼下没见到人(开会者竟没有安排一个人望风!),便上楼来催缴钱款。一看到这屋里坐了这么些男子,便以为是在聚众赌博(因当时中共地下工作尚处于初级阶段,警察缺乏政治敏感,很难首先想到这是政抬性集会),警察马上堵住门喊“抓赌”,并吹口笛呼唤其他警察。
   这时,开会者中有人想起身反抗冲出去,但傅烈示意大家不要鲁莽行事,他以为只要搜不出赌博的证据就好说了。但他却不知道,当时地下组织的文件交由黄中元保管,而黄中元看外边形势紧张,偏偏又在几天前把文件都转移到这屋里来了!
   这一下,当场被搜出来地下党的名册、文件、传单、刊物、资料等等,警察才知道是抓到了“赤匪”共产党。在场九人全部被捕。省委秘书长牛大鸣因迟到,赶来时正碰上警察在搜查,他个子瘦小,像未成年人,连忙谎称是在同小伙伴捉迷藏,警察便将其赶走。随即全城戒严,继续搜捕,又根据缴获的名册抓到一个共产党人。全案共抓捕11人,其中一人属错抓的老百姓。
     在审讯期间,这些共产党人虽饱受酷刑折磨,但都坚贞不屈。负责农运的吴永初为掩护傅烈,主动出面顶案,要大家把责任都推到他身上,他自称是会议临时主席,并对审讯官员说,名册上“委员”的意思就是共产党员,候补委员就是还没有正式参加共产党,还在等着候补。那时的地方当局对共产党并无多少了解,居然也就相信了这个说法。使得有“候补委员”职称的中学生张冠常免除了死刑,侥幸生还。
      在重庆城内巴县大监关押期间,这些年轻的共产党人被视作洪水猛兽,不仅被戴上了脚镣,还被戴上了手肘与颈项连锁的镣铐,睡觉时还要用一根上了锁的杠子压在大家身上,要翻身时由看守打开锁一起翻。但他们视死如归,作好了牺牲的准备,经常练唱《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大革命时期的流行歌曲)。傅烈还通过有同情心的卫兵送出了一些用米汤密写的信件,其中有一封给妻子的遗书: 
  “我死了,你不要忘记我是怎样死的。你要为我报仇!要继承我的遗志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
4月3日,傅烈、周贡植、程明海、周玉书、黄中元、刘俊明、吴永初、徐君治、汪荣等九位共产党人被提出巴县大监,经长江边的重庆下半城押往朝天门码头河边。当年《嘉陵江日报》4月12日对傅烈等人就义的情况作了报道,特别对傅烈(贺泽)有具体描写:
“行刑号声一响,凄恻声中,首点其所谓中央共党特派员贺泽者上。贺年廿余,身体甚伟壮,发长寸许。头圆而大,面作微哂状,应点时,‘到’字特别声高。……部署既定,大队即紧押贺泽即喻伯凯等九名,出卫戍部,经新丰街,莲花街,道门呻,陕西街,过街楼至朝天门外。是时围观者早已满坑满谷。……(贺泽等)沿途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
傅烈等九位年轻革命者壮烈牺牲于朝天门沙嘴刑场。傅烈是在重庆朝天门牺牲的级别最高的中共领导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