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宗教（religion）

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是在德国开始对社会进行思考的。在德国，后来恩格斯曾经说到，直接的政治活动几乎不可能，进步愿望主要通过批判正统宗教，即社会政治秩序的支柱来表现（参看《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1部分）。黑格尔的历史进化观表明，18世纪哲学家的简单的唯物主义是不适当的，认为基督教和所有其他的宗教是一批骗子编造的是不够的（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写道，需要分析使它们对人类必不可缺的人类状况和关系。宗教是人的不完善的自我意识的表现，人不是抽象的个体，而是社会的人，或人类集体。它是对人的存在的歪曲，因为社会被歪曲了。用马克思的最著名的话来说，它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是苦难群众的鸦片或镇痛剂。人们通向真正的幸福的道路，是要抛弃追求这种代用品的处境。马克思还补充说，自我解放不只是吸引人的，人的天职在于摆脱使他不完善和受屈辱的一切，来发挥他的最大潜力。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4条）中抱怨说，宗教的自由主义批判者承认宗教的世俗基础，但他没有注意到只有改造社会，才能根除宗教。恩格斯在他的晚期著作（《费尔巴哈》第3部分）中写道，费尔巴哈事实上并不希望消灭宗教，而只是想改造宗教，他把历史看成是一系列宗教改革，而不是具有宗教附属物的具体的社会变革。马克思和恩格斯至少在他们青年时代曾经对这种变革可能带来光明的速度或圆满程度过分乐观。他们差不多相信，甚至资本主义形式的工业主义可能早在社会主义之前促使它塑造其生活的人们摆脱宗教幻想。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参看第1卷第1章B.[1]）中写道，工业使一切关系商品化，竭力消灭宗教和道德，或是把它们变成赤裸裸的谎言（也许可以说它在一个半世纪以后在这方面有很大进展）。他们过于相信，宗教信仰可能不会控制工人阶级，他们倾向于把工人阶级设想得比现实中更是一块tabularasa（白板）。他们认为，所有这种虚构的东西都无需加以论证而被经验所驱散，而且新的无产阶级决没有受它们损害，或是说，现在早已摆脱它们。

轻信历史的故纸堆的一个更为明显的标记，是马克思的早期论文《论犹太人问题》中的下列说法：如果犹太人能摆脱他们现在做生意的生活累赘，犹太教可能迅速衰退。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章最后一节）中比较审慎地重复了他的信念：宗教幻想的作用不过是掩盖生产制度的不合理现象，一旦人们彼此建立合理的关系，使整个社会摆脱失调现象，就会归于消灭。

马克思在他的青年时代曾经最系统地探讨过宗教；恩格斯反复回到这一问题，也许他要摆脱宗教教育的副作用不是没有痛苦的。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在他关于1524—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的著作中用了充分的篇幅来讨论革命危机时期政治和宗教的相互作用。他论证说，在16和17世纪欧洲的所谓“宗教战争”中，以及在中世纪教会和异教的冲突中有待研究的真实情况是为了竞争物质利益而进行的阶级斗争；而德国学术界只看到神学方面的争论，也就是从表面上看待过去时代自身的幻想（第2章）。这也许看来是对宗教的纯粹否定态度，但它承认这种可能性：在对官方信仰的反抗中产生的异端，是新的进步社会思潮所激起的。首先从宗教改革来看，就是如此。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最末一章中回顾了宗教问题，认为宗教是影响人类生活的力量的虚幻反映。首先是自然力量，产生种种神话，后来，社会秩序同样是异己的，最初也是不能解释的。他考虑到一神教的单一的神，在它身上早期一切神的属性集中起来，成为人类抽象观念的人格化。他在《费尔巴哈》（第2部分）中重新探讨了一神论的产生。这里，恩格斯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宗教概念似乎比任何其他概念离物质生活更远，似乎是最充分脱离物质生活的概念；它不是直接来源于现代生活，而是从遥远的过去借用的。他的答案是，任何“意识形态”要达到它的目的——用观念来满足我们而不顾现实——都必然是从长期为人珍惜的传统材料中开展起来的。但宗教思想的变化是与社会条件和阶级关系的变化相适应的。

东欧早期的社会主义者被广大的农村人口所包围，后者在俄国为一种特殊迷信的宗教狂深深渗透，这种宗教狂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为沙皇效忠的。沙俄帝国中形形色色的基督教和非基督教派，促使情况复杂化。看来，坚决与一切宗教作斗争，乃是进步的关键所在。因此，普列汉诺夫站在最严格的唯物主义的毫不妥协的立场上，并对他所谓18世纪哲学家著作中的唯物主义思想精髓表示钦佩；他完全赞同恩格斯早期的一句名言：宗教已经山穷水尽（参看《战斗的唯物主义》，德文版13、20页）。但是，他的环境使他比较容易看出，宗教对于工人阶级中还没有充分的阶级意识的级层仍然有强烈的倒退影响。他对1905年革命失败后一些有名的进步分子滑向具有特别与卢那察尔斯基有联系的“造神派”形式的产生于厌倦失望的神秘主义感到愤怒。

对于列宁，这更是一个严重关切的问题。恩格斯曾经警告不要做强制废除宗教的蠢事，像巴黎公社的一些布朗基派成员曾经要做的那样（“布朗基派公社流亡者的纲领”）。列宁表示同意，但他意识到，宗教的传染病不限于涉及变节的知识分子，也可能在被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弄得晕头转向的一些工人中发现，因为这种自发势力经常以无法预见的灾难威胁他们。他曾经写道（1909年5月26日），就国家来说，宗教应当是私人的事情；对于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它却不可能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信徒要开除党籍，如果他们同时也是bone fide（真心诚意的）社会主义者的话。无神论在党纲中并没有地位。既然宗教的控制以经济力量的作用为基础，工人阶级不能依靠宣言，而只能依靠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来抵制宗教，而且这方面的一致比在天国事务上的一致更为重要（参看《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1913年斯大林的表述所强调的可能有某种差别，党应当维护一切团体的信仰自由，但必须谴责一切宗教是进步的障碍（参看《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第6部分）。

当党在俄国执政的时候，对这种障碍的感觉更加具体。布哈林在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对宗教采取了强硬的方针，无论在理论方面或实践方面。他并不考虑（而马克思主义也许一直乐于这样）有选择地或格外地从人的个人处境出发，即个人对死和生的恐惧，在古代是对死者幽灵的恐惧出发而引申出宗教的主张（见“参考书目” = 1 \* GB3 ①，第172页）。布哈林论证说，年青的革命的工人阶级在世界观上是唯物主义者，而衰朽的统治阶级陷入宗教麻痹状态，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同上，第58页）。他嘲笑东正教的天国等级制度的圣米歇尔作为天使军的主帅，和沙俄的官僚制度极为近似（同上，第176页）。但是，必须积极地跟宗教作斗争，等待任何事物自行消灭是没有意义的（同上，第180页）。这不可避免地逐渐产生认为信徒对新秩序半心半意，不宜担任负责职务的倾向。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宗教历史的试验性探讨，不久被他们的后继者，特别是考茨基在早期基督教历史领域所继承。其中潘涅库克（见“参考书目”⑥，第26—27页）很注意资产阶级对唯物主义即它上升时期的哲学的短暂热情，它被法国大革命时期群众不满的迸发所吓倒，又缩回到宗教，把它作为促使群众安分守己的手段。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种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是他们的辩证的历史观所能解释的，而旧有的简单的唯物主义观点却不能。他们也进而回顾宗教以及像基督教这种特殊的宗教的起源。在他关于伦理学的演进的著作（1906年）的前一部分，考茨基像恩格斯一样对一神论者的出现和从道德上解释古老爱神崇扬的信条感到兴趣。在史前史或人类学的这一领域，马克思主义从此留下了一种明显的标记。有人注意到，杜尔凯姆学派和它很有相同之处，但马克思主义不是把社会结构看成一种现成的事实，而是从人和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的发展过程来思考的。同一评论者补充说，实际上两个学派比它们的较为严格的准则承认宗教的演进有较多的独立性（见“参考书目”⑦，第19、21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欧洲以外世界的兴趣不断增长，考虑到基督教以外的其他信仰。马克思指出，东方的历史经常具有宗教史的形式（1853年6月2日致恩格斯的信）。在一篇论述印度的文章（1853年6月10日）中，他提出了这样一个富有启发的论点，在印度，奢侈的财富同赤贫的毗邻，在印度教中是以“纵欲享乐”和“自我折磨的禁欲主义”的混合反映出来的。他还指出，对自然界的无可奈何的依赖可能表现为对自然神或动物的崇拜。后来，马克思主义者对其他宗教，特别是对伊斯兰教发生兴趣。

欧洲以外的一些地区多年来已有他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者考察它们的史料。在印度，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经常被吸引去研究古代，研究婆罗门教和佛教。对传统观念的彻底否定使科萨姆比（见“参考书目” ④，第17页）谴责该国深受爱戴和具有广泛影响的经典（Gita）具有“似乎调和不可调和的东西的巧妙”以及“难以捉摸的机会主义”。恰托帕迪雅强调说（见“参考书目”②），强大的唯物主义传统是全盛时期的印度思想的一部分，认为耆那教和佛教起初都是无神论哲学，随着时间的推移，才充满在印度比比皆是的迷信。后来原可指望有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但对立宗教团体之间的紧张关系使这一点成为棘手的事情。必须承认，印度共产党人在1947年印巴分治以前，和同样的非宗教主义者尼赫鲁一样，并不理解宗教仇恨的巨大破坏力。在中国，进行探索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郭沫若把古代的祀祖同私有制的产生相联系，而把对最高的神的崇拜同需要神灵保佑的中央政权的产生相联系（见“参考书目”③，第150、156页）。的确可以认为，像马克思在他学术生涯开始时一样，马克思主义把对宗教的历史探讨看作它的最引人入胜的任务之一。

参考书目

①尼·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1921），1925年英文版。

②德比普拉沙德·恰托帕迪雅：《印度的无神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1969年英文版。

③亚里夫·狄利克：《革命和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1978年英文版。

④D.．D．科萨姆比：《神话和现实──印度文化形成的研究》，1962年英文版。

⑤弗·伊·列宁：《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1909年5月26日），1963年英文版。

⑥安东·潘涅库克：《作为哲学家的列宁》（1938），1948年英文版。

⑦罗兰·罗伯逊：《宗教的社会学解释》，1972年英文版。

⑧马丁·塞里格：《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概念》，1977年英文版。

⑨乔治·汤姆逊：《埃斯库罗斯和雅典──戏剧的社会起源研究》，1941年英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