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社会学（sociology）

马克思逝世不久，当社会学逐渐作为一门科学确立的时候，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同延续到今天的社会学之间开始有一种密切的但经常是对抗的关系。无疑，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学本身的形成是一种重大的促进因素。腾尼斯在他的很有影响的《社会和协作》（1887年）一书的序言中，承认自己受惠于马克思。他认为马克思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现者，并提出了腾尼斯本人试图以新概念表述的关于现代社会的相同思想。在1894年第一次社会学国际会议上，好几个国家的学者（其中有腾尼斯和俄国的柯瓦列夫斯基）提出了探讨马克思的理论的论文。也就是在这时，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麦克斯·维贝尔和埃米尔·杜尔凯姆开始通过不同方式创立这门新学科的原理和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对马克思主义持批评态度（参看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条目）。现代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关系在麦克斯·维贝尔的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他的较大部分著作直接涉及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这不仅反映在他对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发展的扎实的研究上，也不仅反映在他对国家、阶级和社会地位、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分析上，而且还反映在他针对历史唯物主义所写的有关方法论的著作上。杜尔凯姆虽然没有那样深入，但他也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创办和主编的刊物《社会学年鉴》，在最初几年发表的书评中密切关注唯物史观问题。1895年，杜尔凯姆开始作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的讲演，原拟进而对马克思主义作全面考察（虽然后来半途而废），而且在他最后一部重要著作（即1912年发表的《宗教生活的基本方式》）中，极力把他关于宗教的社会功能的概念同历史唯物主义所提供的“关于社会的全面说明”区分开。

在19世纪末，也存在一种实质上独立的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学的贡献，这里包括考茨基对法国革命的研究（1889年）；梅林的《莱辛传奇》（1893年）──它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社会学和思想史奠定了基础；索列尔在《社会变异》（1895年）对杜尔凯姆的社会学的批判性的考察；以及格律恩堡早期对农业史和劳工运动史所作的研究。在俄国，马克思的著作的传播引起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在社会科学中的出现，普列汉诺夫是其中的重要人物。以后不久，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学派以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形式出现，它的主要思想家在一个世纪的第二个25年中对资本主义的发展、阶级结构、法律和国家、民族和民族主义进行了重大的社会学的研究。

这时，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几乎完全是在大学范围以外发展起来的（只有两个“教授身份的马克思主义者”即格律恩堡和拉布里奥拉），因此，在与政治运动和党组织密切相关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同学术的社会学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这种情况可能正如勒维特后来在关于维贝尔和马克思的一部研究作品（1932年）中所描述的：“像它所研究的我们的现实社会一样，社会科学不是统一的而是一分为二，即分为资产阶级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见“参考书目”⑥）。这个观点在俄国革命以后得到证实，这时马克思主义已成为资本主义所包围的工人国家的学说。1921年，布哈林还可以把历史唯物主义说成一种“社会学的体系”，而且批判地考察了像维贝尔和米歇尔斯这样一些社会学家的著作，但是，随着斯大林的上台，社会学开始被正式列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被排斥于学术生活和精神生活之外。所以1945年以后，这种思想模式被强加于东欧国家，它在中国也很盛行，1952年在中国各大学和研究所中，社会学被取缔。

因此，从20世纪20年代中叶起，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只能在苏联以外与布尔什维克的正统观念对峙而发展，它在以后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成为一个重要的思想流派。但它只是一个流派，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直具有极不相同的观点。例如，一方面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他们的社会学研究，另一方面，科尔施、卢卡奇和葛兰西都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看成社会学，而认为毋宁说它是历史哲学。科尔施（1923年）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哲学”、“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理论表现”，正如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是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表现。卢卡奇（1925年）在关于布哈林论述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一篇评论中批评了他的“虚假的方法论”和他“关于马克思主义是‘一般的社会学’”这一概念，论证说，“辩证法可以做到毋需这种独立的实在的成就[社会学的成就]；它的领域就是整个历史过程……总体就是辩证法的领域”。同样，葛兰西也在关于布哈林的一篇评论中摈弃作为“进化论的实证主义”的社会学，而把马克思主义看成一种哲学世界观，其中包含“创立一个全面而完整的对世界的看法……并形成全面而完整的文明所需要的一切基本要素”（见《狱中札记选》，1971年英文版）。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犹疑不定的性质，从后来科尔施修正他的观点的方式中得到了说明，那时他的结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倾向不再是‘哲学的’，而是经验的科学方法的倾向”（见“参考书目”⑤，第203页）。

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社会学的态度的变化也明显地表现在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中。虽然从它的主要思想来看，受到科尔施和卢卡奇的强烈影响，这个学派，尤其是它的研究基地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包含五花八门的观点（参看赫尔德：《批判理论介绍──从霍克海默到哈贝马斯》，1980年英文版）。在它初期，这个研究所由格律恩堡领导，他的主要兴趣在社会历史方面，接近社会学，研究所的成员包括一些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其中包括弗兰茨·诺伊曼，他的《庞然大物》（1942年）至今仍然是关于法西斯主义的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作品之一。1945年以后，特别是在60年代，这个学派主要开始盛行哲学思想研究，表现为针对社会科学中的实证主义的“批判理论”和把马克思主义理论集中于批判文化现象，其中包括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和技术的“意识形态批判”。但是，从它较近的发展来看，特别是从哈贝马斯和奥菲的著作来看，批判理论的方向已经再次改变，在研究作为历史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据、资本主义危机的性质、干涉主义的国家在先进的资本主义中的意义方面，更加关心经济和政治问题。从20世纪60年代起，在结构主义影响下，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另一种重要的新的方法已经发展起来。原来起源于阿尔都塞的著作，但受语言学和人类学的一般结构主义运动的强烈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已经把注意力从历史问题和作为历史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观念（已被作为历史主义摈弃），主要转向对一些特定社会形式、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虽然哥德利埃在1977年已把相同的方法用来分析部落社会），把这些社会形式看成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理论各个“方面”或各种“情况”错综复杂地在其中交织成一个完整体系的许多“结构”。例如，普兰查斯在1973年和1975年发表的论著中已经从结构主义出发分析社会阶级和政权的关系，以及小资产阶级或中间阶级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地位。然而，甚至在广泛的结构主义运动中，也有很大差异，一种特殊的方法是戈尔德曼的方法，他的“发生结构主义”把历史的分析方法和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结合起来。

随着20世纪50年代中叶斯大林主义（近来还有列宁主义）正统观念思想影响迅速衰落和60年代“新左派”的兴起，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显然又振兴起来，这在西方主要受批判理论和结构主义思想的刺激，虽然在这以前人们还恢复了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社会学学派的兴趣。这种振兴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整个精神生活中的地位发生重大的变化；因为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主要是作为与政党密切相关而且主要是在党组织内部研究的一种亚文化（在1917年以后也曾作为一个执政党的官方学说）而存在，它现在在学术生活中已经牢固地确立起来，而且构成社会学思想（以及人类学和经济学思想）主流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变化的一个后果是：现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卷入关于社会科学的概念和方法的一般争论要多得多（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对关于结构主义、实证主义和“人的动因”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的争论文章表明了许多共同点和重要区别），卷入关于特殊重大的问题的一般争论──例如对政权和社会阶级的分析──也多得多；现在，维贝尔的观念在经过广泛修正的马克思主义公式中，即使不是被直接吸收，也是被较为严肃地加以对待。

社会学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也振兴起来，1953年以后在苏联和东欧（南斯拉夫较早），较近（1979年）在中国，社会学重新被设置为一门学科。然而，这里，这门学科主要是在特定范围，如教育、福利事业、家庭、产业关系方面，以社会调查和经验研究的形式发展起来的，这与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进行的类似的研究没有很大差别。这种对政策研究的偏重符合列宁早期对新成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所作的从事“一系列的社会调查是它的基本任务之一”（转引自“参考书目” ⑦）的指示以及葛兰西在上述关于布哈林的评论中表述的关于社会学的适当地位的观点。葛兰西认为它的价值是“实际观察的经验积累”，通过统计形式可能提供比如说计划的依据。在大多数这些国家中，很少有人企图（或有机会）把马克思主义发展成一种社会学理论，以对其他理论采取批判对比态度；而一些作过这种努力同时提出有关现存社会主义社会的结构的基本问题的人们，却经常被作为持不同政见者对待，被迫离开本国（参看例如巴罗：《东欧的抉择》，1978年英文版；康拉德和斯泽兰尼：《知识分子在通向阶级权力的道路上》，1979年英文版）。社会学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关系始终是一个敏锐问题，但这完全没有妨碍从某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观念，如机能主义或系统论借用和部分地吸取一些因素，也没有妨碍早期的社会学倾向在某些国家起重大影响作用（例如，在波兰，有实证主义明显印记的社会学理论观点）。在南斯拉夫，情况有所不同，在那里举行过若干次重大的理论讨论，经常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参加（参看马尔科维奇和彼特罗维奇在1979年发表的论著，以及1964—1974年间《实践》杂志发表的有关文章）。

马克思主义现在被承认为社会学中的重要典范之一；但是，和其他社会学体系一样，今天它具有重大的内在分歧，而且动荡不定，虽然与它的许多对手比较，它也许还保有较多的一致性。它未来的发展取决于它能多方顺利地解决关于阶级结构，阶级和其他社会集团在实行社会改革中的作用，国家和社会之间、个人和集体之间的关系的一系列有待解决的问题；或者更一般地说，它能多方顺利地完成“对今天的资本主义的内在性质的真正分析”（正如卢卡奇1970年所说的；参看他为梅查洛斯1971年版著作──《历史和阶级意识的诸方面》写的序），以及对今天的社会主义的分析。在这些方面的进展，当然会引起某些主要理论观念的进一步修正，会受社会思想和实践的比较普遍的潮流的影响，如果不填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苏联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巨大鸿沟，就很难希望达到比较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目的。

参考书目

①施洛莫·阿文勒里：《卡尔·马克思的社会政治思想》，1968年英文版。

②汤姆·博托莫尔：《马克思主义社会学》，1975年英文版。

③卢西恩·戈尔德曼：《马克思主义和人文科学》，1970年法文版。

④乔治·古尔维奇：《社会学的当前任务》，1963年法文版第12章。

⑤卡尔·科尔施：《卡尔·马克思》（1938），1967年英文版

⑥卡尔·勒维特：《麦克斯·维贝尔和卡尔·马克思》（1932），1982年英文版。

⑦默文·马修斯：《苏联社会学介绍（1964—1975）一书目提要》，1978年英文版。

⑧G．V．奥西波夫和M．N．鲁特凯维奇：《苏联社会学（1965—1975）》，1978年英文版。

⑨J．A．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1976年英文版第2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