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阶段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发展阶段（stages of development）

马克思和恩格斯继承了18世纪关于四种生存方式：狩猎、放牧、农业、商业（通常被认为构成一个序列）的思想，着手把世界划分为若干阶段，各有自己的社会经济结构，按某种逻辑形式彼此更迭。它们最初的轮廓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卷第1章）中相当简单，以欧洲史为限：书中提到四个时代，首先是原始公社或部落时代，其次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古代或古典时代，再次是封建时代，然后是资本主义时代。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似乎把这个序列看成理所当然的，并把最早的时代称为“亚细亚”时代。但是，他在前两年写的而未发表的关于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笔记（《经济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70—520页），表明他曾探索他意识到远为复杂的一种演进经历。这时候他力图鉴别各种类型的生产制度，而不是按次序加以排列，或是解释为什么一种制度为另一种制度所取代。然而，他的确很强调一种个人能力的质量和主动性，强调一种只是在一两个阶段出现的经济因素，这显然在他看来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欧洲不断进化而亚洲达到一定程度就无法进化的原因。他认为这里有两个根源：古典时期的地中海沿岸城市是亚洲所未有的市民生活的摇篮；早期西欧的一种所有制（他称为“日耳曼”所有制，以别于“斯拉夫”或东方所有制），据他认为，土地归个人而不是公社所有。在《经济学手稿》中，他最感兴趣的例子是罗马征服盛行武装争夺土地的地中海世界。他看到一些农民如何由于人口过剩和发生征服战争而形成少数人垄断的奴隶经济。为什么这种简单的马尔萨斯式的因果关系没有在其他地方，特别是亚洲产生类似的后果？这个问题他并没有提出来。

在《反杜林论》（第2篇四）中，恩格斯更直接地从原始生活中导出奴隶制，认为它是脱离原始生活的第一个进步。后来，他和马克思同样对摩尔根关于原始部落的研究（1877年）满怀热情，借助这种研究来分析“氏族”或部落社会的解体，以及在它的废墟上，国家在雅典的出现；他解释这种变化产生于商品交换逐渐发达，商品慢慢对商品生产者处于支配地位，随着货币的流通，许多人债务累累。在这种影响下，随着分工的发展和商人阶级的出现，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就来到文明时代的门槛（参看《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5、9章）。拉法格步他的后尘，生动地把这个理论通俗化，探索历史上更替的各个时代，从原始共产主义到资本主义，后者的使命是为一个新的更先进的共产主义奠定基础。他认为一切社会都经历相同的道路，正如人人都有生有死（见“参考书目”⑦，第1章）。

马克思本人曾经颇为恼火地否定那种认为任何地方都要有固定顺序的想法（见1877年11月致《祖国纪事》编辑的信稿）；而且在行将逝世的时候，他还设想有否可能借助欧洲的有利条件，使农村公社即俄国公社从旷日持久的原始共产主义直接进入现代社会主义。在他和恩格斯逝世以后，马克思主义者遇到许多遗留下来的难题。普列汉诺夫阐述了欧洲的循环，但是认为亚洲离开它们的共同起点而向不同方向发展，因为地理和气候环境促进了建立在治水基础上的国家政权。但是，1931年，经过对分期问题的缜密考察，苏联学者终于摈弃了特独的“亚细亚”方式（参看亚细亚社会条目）的概念（见“参考书目”①，第180—181页，196—198页；②，第165以次各页）。随之，马克思曾经试图找出理由解释的亚洲长期停滞之谜也大有列入禁区之虞。斯大林（1938年）声称，生产方式“永远也不会长久地停留在一点上”，而始终处在变化和发展的状态中，以劳动群众为主要动力。这样一来，这个探讨领域只适用于一种单一的、普遍的模式的假设了。本来，如果不把奴隶制视为必不可缺的一部分，这个模式是可以简化的。这时候除开封建主义以外，在氏族和资本主义工厂之间就不会留下什么了。但是库西宁主编的教科书（见“参考书目”⑥）还是把奴隶制计算在内，坚决认为，尽管有局部变化，“一切民族经历基本相同的道路”，因为生产发展始终“服从相同的内在规律”（第153页）。同时，虽然有些自相矛盾，但却提到了“许多停滞和倒退的时期”和绝非少数的文明的崩溃（第245页）。

另一个苏联理论家格列泽尔曼同意，历史规律是不能废除的，各个阶段发生的顺序是不可变更的，但他论述了某些阶段如奴隶制被跨过的可能性，而且认为不可变更的顺序的学说曾经有害于第二国际，因为它使人们得以论证帝国主义执行着必要的任务，即促使资本主义走向殖民地（见“参考书目”④，第202，206页）。值得注意，列宁曾经嘲笑认为中国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长期准备阶段向社会主义跃进的任何想法（参看1912年7月《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近几年来已经倾向于越来越多考虑灵活多变的顺序。所以，戈登·蔡尔德提出许多“跳跃”的情况。例如欧洲从近东学习冶金业，而不必经过它的预备阶段（可参看他的《欧洲的史前迁徙》一书，1950年英文版；并参看考古学和史前史条目）。加罗蒂认为，如果笨拙地应用马克思主义，把“五个阶段”看成全人类的“绝对的和全面的真理”，就未免荒谬了。在意大利，梅洛蒂也认为分阶段发展的模式是武断的，同时他也不考虑在他看来从孟德斯鸠、黑格尔和英国古典经济学家那里引申出的关于欧洲和亚洲两种独立的和不同的发展路线的假设（见“参考书目”⑧，第46、156页）。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列有五条并行但却交错的路线的复杂图解，这些路线都源自于原始公社（同上，第25—26页）。

虽说如此，关于变化的机制以及为什么变化似乎遵循不同途径，或是在很长时期内根本不发生这一问题，在许多方面都很难理解。就中世纪封建制不是产生于单一的原有事物而是产生于罗马晚期和野蛮时代的复杂结合物这个问题，就有许多人思考过。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资本主义产生于封建主义，所依据的是那种具有重大城市因素的欧洲封建主义的特殊形式；但是，即使在这方面，人们也往往会注意到，有关详细的过程，以及封建主义促使资本主义产生的内在矛盾，他们说得并不多。欧洲从中世纪向近代的过渡，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仍然是最艰难而富有吸引力的问题之一（参看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条目）。

这里也包括欧洲以外的许多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们纷纷提出他们自己的观点。在印度，他们已经进而拒绝马克思关于长期停滞的论述，而赞成这样一种假设（但至今还找不到适当的论据）：至少资本主义早期形式已形成萌芽，而进步被英国的征服所中断。某些亚洲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把一种普遍的顺序视为西方的强加之物而感到不满，反而认为它具有与欧洲分庭抗礼的吸引力。1930年前后，这种普遍的顺序在中国被讨论过，而独特的“亚细亚社会”的思想却很少有人接受。在已有的种种困难中，其中之一就是很难在古代中国找到与希腊罗马奴隶制时代相当的一个奴隶制时代（参看历史唯物主义；生产方式；进步条目）。

   参考书目

①亚里夫·狄利克：《革命和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起源（1919—1937）》，1978年英文版。

②乔治·M·安提恩：《苏联的学者兼官僚—米·尼·波克罗夫斯基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协会》，1978年英文版。

③M．伊万斯：《卡尔·马克思》，1975年英文版。

④格里哥里·格列泽尔曼：《社会发展规律》，1960年英文版。

⑤R．H．希尔顿编：《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1976年英文版。

⑥奥·库西宁编：《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原理》，1961年英文版。

⑦保尔·拉法格：《从野蛮到文明时代所有制的演变》(1895年)，1910年英文版。

⑧翁贝托·梅洛蒂：《马克思和第三世界》（1972），1977年英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