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性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总体性（totality）

          形而上学的和形式主义的观念把它看作一种抽象的、没有时间性的、因此是“无生气的总体性”，认为其中各部分在一成不变的整体中占有固定的位置；辩证的概念与此相反，是一种能动的概念，反映着客观实在的全面的但在历史不断改变的中介和转化。正如卢卡奇所说的：“唯物辩证法的总体性观念，首先意味着相互作用的矛盾的具体的统一性……其次，一切总体向上和向下具有体系的相对性（这就是说，一切总体由许多从属于它的总体构成，同时，这里所讲的这个总体由具有更高的复杂性的总体凌架其上……）；第三，一切总体都具有历史相对性，也就是说，一切总体的总体性不断变化、蜕变，受特定的具体的历史阶段制约”（见“参考书目 ④，第12页）。

        在黑格尔哲学中，总体性概念极为重要。作为有其内在的差异的“具体的总体”，它构成进行和发展的开端（见“参考书目” ①，第472页）。发展的结果是“与自身同一的整体”（同上，第480页），它以“扬弃了的规定性”的形式，通过“总体的体系”恢复原有的直接性（同上，第482页）。因此，“在有中，最初一切规定都熄灭了，或者说由于抽象，似乎都扔掉了，‘有’的纯粹直接性就是通过中介，即中介的扬弃，而达到相应的自身等同的理念。方法是仅仅与自身相关的纯概念；它因此就是单纯的自身关系，这个关系即有。但这现在又是充实了的有，是以概念理解自身的概念，是作为具体的同时又是绝对内涵的总体那样的有”（同上，第485页）。

        可见，黑格尔的总体性观念既是辩证方法的组织核心，也是真理的标准。列宁对后者格外强调，他这样赞扬黑格尔：“真理就是由现象、现实的一切方面的总和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构成的。概念的关系（=转化=矛盾）=逻辑的主要内容，并且这些概念（及其关系、转化、矛盾）是作为客观世界的反映而被表现出来的。事物的辩证法创造观念的辩证法，而不是相反。黑格尔在概念的辩证法中天才地猜测到了事物（现象、世界、自然界）的辩证法”（《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第116页）。

        社会的总体性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是一种结构化的和受历史制约的包括一切的复合物。它寓于许多中介和转化之中，通过它们而存在，它的各个特殊部分或复合物──也就是说，“局部性的总体”──，彼此联结在一系列不断改变和变化、能动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制约之中。因此，一种行动、措施、成就、法律等等的意义和范围，只有在辩证地理解总体的结构的情况下，才能加以估计。这又必然要求辩证地掌握构成特定社会总体的结构的许多具体的中介（参看中介条目）。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是把“世界历史”的要点加以总体化，从而把社会发展加以理论化，认为世界历史产生于物质的人与人间的过程的客观规定。“社会结构和国家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页），尽管异化和物化的客观现实可能看来完全与他们无关。这种全面的观点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历史产物。因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8页）。所以只有当总体化的相互联系客观上产生于资本主义发展和竞争的条件的时候，世界历史才是可以理解的，资本主义发展和竞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7页）。因此，“……现在情况就变成了这样：个人必须占有现在的生产力总和，这不仅是为了达到自主活动，而且一般说来是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存。这种占有首先受到必须占有的对象所制约，受自己发展为一定总和并且只有在普遍交往的范围里才存在的生产力所制约……对这些力量的占有本身不外是同物质生产工具相适应的个人才能的发挥。仅仅因为这个缘故，对生产工具的一定总和的占有，也就是个人本身的才能的一定总和的发挥。其次，这种占有受到占有的个人的制约。只有……现代无产者，才能够获得自己的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动，这种自主活动就是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来的才能总和的发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4页）。

        卢卡奇以跟上面这段文字类似的口吻论证说，“只有当提出客体的总体性的主体本身具有总体性的时候，才能谈到客体的总体性”（见“参考书目”⑤，第28页）。同时在批评资产阶级理论的“个体观点”时，他坚持说，“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的根本区别，并不是经济动因在解释社会方面的主导地位，而是总体性观点。总体性范畴，即整体对各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优势，是马克思从黑格尔方面接受过来并以独创的方式改造为崭新科学的基础的一种方法的精髓”（同上，第27页）。卢卡奇围绕“总体性观点”，阐发了一种极有影响的意识形态和阶级意识理论。后来，卢卡奇的这一方法论原理被卡尔·曼海姆化作具有一种“对总体方向和综合”的要求的“自由流动的知识分子”（freischwebende Intelligenz）的假想的社会学实体。有赖于下列公认的事实，即知识分子把“充斥社会生活所有一切利益与他们自身相结合，知识分子即使已经参加一个政党，仍然可能具有总体的方向”（见“参考书目”⑥，第140—143页）。

        马克思的《资本论》以第3卷《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达到高潮。因为只有从社会总资本和总劳动之间的必然的结构性的相互关系着眼，而且充分考虑到有利于排除资本的矛盾从而延长它的社会历史生存期的对立趋势和结构规定，马克思所发现的资本自我膨胀和最后崩溃的趋势和规律才有它们的真正意义。列宁在较晚的社会对抗历史阶段，特别注意识别历史上特定的而且必然不断变化的客观杠杆或战略“环节”（见“参考书目”③），藉助这种杠杆或“环节”，通过有组织的社会政治行动，可以最有效地控制一定的社会总体，如果有适当的、自觉的集体力量来实现这个全面的战略设想的话。

        相反，在萨特那里，“总特性”是一个有疑问的概念，因为总体化本身是一种内在的个体活动行为。所以，“必须注意，我们这里所讲的不是总整体性，而是总体化，那就是说，一种多样性使自己总体化，以便从某种角度使实际领域总体化，它的共同作用通过每一有机的实践，作为一种不断发展的对象化，呈现在每一个普通的个体面前，（见“参考书目”⑦，第492页）。从这种规定来看，“结构”本身只能是一种假定的惯性，“总体”实质上是一个内在化问题。因为“结构是对于整体以及以整体为中介彼此间的一种以互惠关系为条件的特定关系。而且整体，作为一种不断发展的总体化，以内在化的多样性的统一性的形式存在于每一个人身上，而不是其他地方”（同上，第499页）。

   参考书目

①乔·威·弗·黑格尔：《逻辑学》（1812），1929年英文版。

②弗·伊·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6），1961年英文版。

③同上作者：1922年3月27日报告提纲。

④乔治·卢卡奇：《克思主义哲学在新民主中的任务》，1948年匈牙利文版。

⑤同上作者：《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年），1971年英文版。

⑥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和空想》（1929），1936年英文版。

⑦让—保罗·萨特：《辩证理性批判》（1960），1976年英文版。